1875年12月31日，维也纳
一年的最后一天。
维也纳下了一场大雪，从清晨一直下到傍晚，没有停过。雪积得很厚，把整座城市压得喘不过气来。马车陷在雪里，动弹不得；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像一群在白色沙漠里挣扎的旅人。教堂的钟声在雪中变得沉闷，传不远，也传不久，敲几下就散了。
雅各布·科恩站在咖啡馆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雪。
今天没有客人。不是因为他关门了——门开着，炉火烧得很旺，咖啡也煮好了。但没有人来。也许是因为雪太大了，也许是因为人们都待在家里，跟家人一起等待新年。他没有家人，但他有费伦茨，有保罗，有那台永远擦不完的杯子和那壶永远煮不甜的咖啡。
费伦茨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打盹。他的独臂搭在扶手上，头歪向一边，嘴巴微微张开，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鼾声。雅各布没有叫醒他。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兵，少了一只胳膊，跟了他这么多年，应该休息。
保罗今天没有来。修女让人带话说，孤儿院有一个孩子得了猩红热，全院隔离，任何人不得外出。雅各布让送信的人带回了一包药——他从药房买的，据说能退烧。他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他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
窗外，雪还在下。
他忽然想起五年前的今天。
1870年的新年夜，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房间里，给妹妹写信。那时米里亚姆已经死了三年，他还不会煮咖啡，咖啡馆还没盈利，费伦茨还没来。他坐在同一张椅子上，看着同一扇窗户，听着同样的钟声。
五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变。又什么都变了。
他放下咖啡杯，走到柜台后面，打开抽屉。抽屉里有一叠信——那些从未寄出的、写给“陌生人”的信。他数了数，一共十七封。最早的一封是1871年写的，最新的一封是上个月写的。
他拿出最近的一封，展开，重读了一遍：
“亲爱的陌生人：
今天保罗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我说，为了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对不对。但我想不出更好的。
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告诉我。
雅各布”
他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然后他拿出一张新的纸，开始写第十八封信。
“亲爱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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