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处宫殿，两种功能，两套体系，互不冲突，互不干扰。
朱厚照在发出通知之前，心里是做过准备的。
他知道这件事在礼法上并非没有争议，毕竟紫禁城是太祖以来历代皇帝的正宫，是天下人心中的皇权象征，皇帝不住在紫禁城里而搬到一座新建的行宫去，多少有些离经叛道。
他在心里预想过几种可能——会有文官上书劝谏，会有人引经据典说“祖宗之制不可轻废”，会有御史递折子说“陛下此举恐失人心”，他甚至想好了应对的话术和可能需要的让步。
他等了两天。
然而在这两天里，通政院没有收到任何一道关于“皇帝移居承天宫”的劝谏奏疏。
六部诸司的官员们像往常一样办事，该递公文的递公文，该报账目的报账目，没有一个人在奏章里提到“承天宫”三个字。
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衙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陛下此举不妥”。
就连那些平日里最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引经据典的御史们，也出奇地安静，像是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他们费笔墨。
朱厚照一开始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便明白了。
原因其实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他在位不到两年，但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做的事情已经足够让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官员重新掂量“劝谏”这两个字的分量。
他从登基之初便抬棺入殿，当众揭发了刘文泰弑君案，将内阁三辅臣刘健、谢迁、李东阳悉数拿下，诛其九族。
他设立了六军都督府，将兵权从文官手中彻底剥离，全国数十万大军尽数听命于皇帝一人。
他抄没了福建全省五千余户、二十余万士绅的家产，主脉处死，旁支流放，田产充公，祠堂夷平。
这些事情，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让一个皇帝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它们全部做完了。
他的威望，已经不是在朝堂上靠道理和规矩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一次次雷霆手段中、在抄家灭族的刀光中、在数十万大军的甲胄声中积累起来的。
那些官员们心里清楚，眼前的这位皇帝，已经不是他们可以用“祖制”两个字来约束的人了。
昔年的太祖洪武皇帝、太宗永乐皇帝，大约也就是这般威势了。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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