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户”和“客户”，主户拥有少量土地，需要纳税和维持公共秩序；而客户没有土地，亦不需纳税。“但大地主阶级事实上不受此等级划分，也免于劳役和纳税，上述义务全由小农承担。”
宋神宗时，名相王安石试图通过变法改变这一情况，但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改革以失败告终。
总之，宋朝政府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导致了土地高度集中在某些特权阶级手中的社会象。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放开对稀缺资源的管制，允许其在竞争市场上自由交易，无疑是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的最有效途径。
下达了“不禁兼并”诏令的宋太祖，可以说有着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眼光。
事实证明，宋代开放的土地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粮食产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对土地私有的承认和对垦荒的鼓励（新开垦的土地一律不需纳税，对开荒成绩显著的县加以褒奖），促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以至于耕地面积激增；二是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被创造和采用（弯锄、铁耙、龙骨翻车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三是租佃制度的完善使得小农户可以用较低的代价获得生产资料，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扩大产量，更新技术，结果却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
而国家“看的见的手”不断旁敲侧击，进一步将两宋推向封建社会物质繁荣的顶峰。
宋代土地政策的积极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土地兼并的盛行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
为解决这一问题，宋朝政府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业等行业，‘五行八作’这一成语就产生于此时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行业之多以及小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手工业的发达，又进一步导致商品经济的繁荣，从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荣光的片影。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土地兼并往往是农民起义爆发的诱因，因此历朝历代才会对兼并现象大力遏制。
但这一现象最为严重的宋朝，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方腊、宋江起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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