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讲求义的时代在春秋时期，那时候义与利的距离比较远，没有人认为它是一回事。所以，那时候的人，对义的注解令人震撼，令人肃然起敬。
比如程婴救赵氏孤儿，比如介子推割肉救主，比如豫让舍身报主。就连男女约会，都出了个宁可淹死也要守约的尾生。他们已经达到了“重义轻生”的地步，把“义”演绎到纯而又纯的地步。
侠之义，应该是包含性善，责任，公正，德行等。和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似乎又不同。
孔子认为：所谓义，就是“适宜”。每个人的行为，符合周礼和道德，就是“义”。君子以“义”为上；一个人，不仅要当仁不让，而且还要见义勇为，看到适宜礼制的事情，不敢去做就不是真正的勇敢。儒家的这种观点，对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孟子进一步对“义”进行了阐述。在孟子看来，“义”和仁、礼、智一样，都是人的本性。羞恶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羞恶之心，不能称其为人。他认为“义”就是，人的“羞恶之心”，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对于自己丑恶的言行感到羞愧，对于他人的丑恶言行感到憎恶。
王娡不知道，她藏匿刘驹之女算不算义。但她想起刘驹在她怀里喊痛，仍求死于她手时的笑；婉儿持虎兕剑，惨烈自尽的决绝；叶姑姑为全义仆之名，连杀仆从几人后伏剑自绝的一地血腥，就忍不住泪如泉涌。
出于对刘驹和婉儿的负疚？还是对残忍的皇权争斗无奈？无论如何，一个新生的婴儿，未涉人世，却带着血缘的原罪被诛杀，是她不能放任不管的。
对于侠和义，王娡直觉上是，以国为重，才能是真侠义。为一人之利益或需求所驱动，不能称之为侠义。
“袁盎应该不甘于寂寞的。帝王会让这个真名士、假谏臣闲置吗？”王娡说道，“郅校尉多跟进，看这个袁盎什么时候回京。很可能，剧孟的投资很快见效。”
君君臣臣，这是个双向奔赴的需求。君需要任人唯贤的贤名，臣需要忠君报效的平台。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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