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气疯了，给了他一巴掌。他捂着脸看着我，眼睛红红的，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
“什么话？”
“他说——‘姐，你以前从来不打我的。’”
杨晓东握紧了手机。邱玉林从来不对任何人动手——她是一个被生活磨掉了所有棱角的人，逆来顺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她连对父亲说“我想去读书”都要酝酿这么多年。但那天晚上，为了杨晓东，她打了她最疼爱的弟弟。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哭了。我抱着他哭了很久。我说对不起，我说姐不该打你。他也哭了——他大概从妈走之后就没哭过了。他说他不是故意要说那些话的，他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接受一个外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觉得你是来把我抢走的。我跟他说，杨晓东不是来抢走我的，他是来告诉我，我值得被好好对待。”
“后来呢？”
“后来他就慢慢开始变了。不是一下子就变，是一点一点地变。从不再翻我的东西开始，到不再跟我爸告状，到在饭桌上说‘姐说得对’，到昨天——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了一句‘杨晓东最近怎么样’。他没有再叫‘那个姓杨的’，而是叫了你的名字。”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想到去年冬天在台球室门口，邱尚杰站在路灯下抽着烟说“我跟我爸谈过了”的样子——那个曾经的死敌，用一种比道歉更难的姿态，一步步走向和解。他没有说“以前的事是我错了”，但他在建筑工地上攒的两千块钱、他在邮局门口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开口叫出“杨晓东”这三个字而不是“那个穷小子”——这些比任何道歉都重。
“他还问我，你过年去不去镇上看灯。”邱玉林补充道。
“去。当然去。”
“那我过年回来的时候——一起去。叫上尚杰。”
“好。”
挂了电话，杨晓东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退潮后的滩涂。十月的海风已经有了凉意，把他的校服吹得猎猎作响。他想起自己一个人站在海堤上的去年九月，以为那个拎着红色塑料桶的女孩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路过。后来她变成了他的习惯，变成了他的约定，变成了他每天放学后跑向滩涂的理由。到现在她走了一个多月，变成了手机屏幕上那些短信、汇款单上的附言、枕头下面那些贝壳碎片——每一次触碰，都像是还在和她对话。从“我一个人”到“我们”再到“各自努力”，中间隔了十三个月的海风、泪水、拳头和芋头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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