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她帮我捡的。是我自己捡的。在她的桶里。”杨晓东说完，发现这句话说不清楚，笑了一下。“是我从她挖的蛤蜊里找到的。”
母亲伸出手，拿起一片较大的碎片，放在灯下看着。贝壳的内壁在光照下反射出柔和的虹彩，一片片细密的光泽像水面上的油膜一样变幻着颜色。“挺好看的。你以前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小时候你爸带你去滩涂上，你光顾着追螃蟹。现在倒是学会看贝壳了。”
“妈——”
“我知道，”母亲把碎片放回他手心里，手掌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拍，“你不用解释。你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杨晓东看着母亲走出房间的背影，把贝壳碎片重新包好放回口袋里。
第二天下午，杨晓东两点就站在了海堤上。阳光毒辣，海堤的石板被晒得烫手。他用手遮着额头往西边看，远远地就看到邱玉林走了过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领口整整齐齐地翻着，头发没有扎起来，披散在肩膀上，被海风吹得像一面柔软的旗。她手里拎着布袋子和那个熟悉的红色塑料桶。她走得很快，几乎是连走带跑，杨晓东隔着几十米就看到了她脸上的笑容——不是那种含蓄的笑，而是嘴角快要咧到耳朵根的、毫无保留的笑。那笑容在七月的阳光下亮得晃眼，比海面上的波光还要明亮。
“你跑什么？我又不会跑。”杨晓东冲她喊。
“不是怕你跑，”邱玉林气喘吁吁地爬下堤坝，声音因为喘气而断断续续，“是怕我等不及。从早上起来就一直在看钟，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杨晓东伸手接过她手里的桶，放在石头旁边。“报名的事怎么说？”
“八月二十号，还早。我爸说这几天要带我去厦门实地看一下——他说不能让我一个人去。他要亲眼看看那个学校是不是正规的，是不是骗人的。”邱玉林在石头上坐下，拍着胸口顺气。她把布袋子放在膝盖上，里面照例装着保温杯和用旧报纸包好的芋头糕。
“你爸要亲自去？”
“嗯。”邱玉林打开保温杯，倒了两杯豆浆，把其中一杯递给杨晓东。豆浆是冰的——她大概提前放进了冰箱。在七月的高温里，冰豆浆顺着喉咙滑下去的感觉像是一场小型救赎。“他说既然要去，就认真去。还问我那个学校的电话，说要打电话问清楚学费的事。我说简章上有电话，他就拿去柜台旁边，戴上老花镜——他以前从来不戴老花镜的，嫌显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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