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被感谢的东西。而现在，这句话终于来了。
“然后他说——‘你要去读书的事，爸不拦你了。’”
杨晓东深吸了一口气。他等这句话等了多久？从邱玉林第一次在滩涂上拿出那张招生简章开始，从她在饭桌上被骂“白眼狼”开始，从她在石头上哭着说“也许有一天”开始。那一天终于来了。
“八月二十号报名，”邱玉林说，“九月一号开学。我爸说学费的事他来想办法。他说店里这些年攒了一些钱，本来是想给尚杰留着当大学费用的。但尚杰说，姐先用了，他以后可以自己打工挣。我爸还说——”她的声音忽然哽咽了，“他还说，对不起，让阿琳等了这么久。”
杨晓东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被台风吹歪的木麻黄。母亲在灶台前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和远处海浪拍岸的节拍混在一起。妹妹在客厅里写暑假作业，铅笔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杨晓东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他问。
“明天下午。明天店里不忙——我爸说他自己能应付，让我去‘透透气’。他以前从来不会主动让我去透气。他总觉得我一出门就是去鬼混。”邱玉林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陌生的轻快，那是一个被长期束缚的人忽然发现镣铐松开了的轻快。
“滩涂上见。”杨晓东说。
“嗯。两点。我带了芋头糕，是新做的，比以前的都甜。”
挂断电话，杨晓东走进自己的房间，从枕头下面拿出那个装钱的信封。一千八百多块钱，皱巴巴的纸币，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每一张都是他擦了两个多月台球桌赚来的。他本来以为这笔钱能派上大用场。现在看来，邱玉林的父亲愿意出学费，这笔钱就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了——也许可以给她买一些去厦门需要的东西，或者作为她的生活费，让她在厦门的头几个月不用太拮据。
他把信封装回抽屉里，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包贝壳碎片。塑料袋里的碎片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珍珠色的光泽。那枚完好的贝壳也在——碎的那个和完整的那个，一直放在一起。他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手心里，大大小小的碎片和那枚完整的贝壳混在一起，像一幅被打乱又重组的拼图。
母亲推门进来，看到他手里的贝壳。“又在看那个？”
“嗯。”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在床边坐下，看着杨晓东手心里的碎片。“这个就是那个女孩帮你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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