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东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规律的循环：早上六点半起床，去学校上课；下午四点半放学，先去滩涂见邱玉林——如果她那天能出来的话——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聊一会儿天，有时候讲课文，有时候讲《平凡的世界》后面的情节，有时候只是坐在那里看海；六点之前邱玉林回五金店，杨晓东回家吃晚饭；七点到九点去台球室打工；九点后回家做作业；十一点关灯睡觉。
王海涛问他累不累，杨晓东说还行。他从小看着父亲在码头扛水泥长大，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累。
台球室打工赚的钱，他每个星期都存起来。第一周两百一，第二周一百八——有一个晚上台球室没什么客人，林老板提前让他下班了，只给了十块钱。他把每一笔钱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字写得工工整整：4月15日 30元，4月16日 30元，4月17日 30元……每一行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台阶，通向一个叫“学费”的目标。
四月底，他在走廊里碰到邱尚杰的时候，邱尚杰还是点头。但这一次，杨晓东注意到邱尚杰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比之前多了一秒。不是敌意，而是某种重新审视——像是在确认什么事情。
杨晓东不知道邱尚杰在想什么。也许是他听到村里有人说杨晓东在台球室打工的事，也许是他看到了姐姐那张厦门职校的招生简章，也许只是他在中考的压力下对很多事情看淡了。也许他知道，再过两个月中考结束，他就可能去泉州了——那时候姐姐的事，他鞭长莫及。与其继续对抗，不如慢慢接受。
五月在不知不觉中到来。
五月一日，劳动节，学校放假一天。杨晓东一大早就去了码头帮父亲干活。码头上比平时更忙——渔民们趁着假期出海，要赶在休渔期之前多捕几趟；货船也赶在节前卸货，码头上堆满了箱子和麻袋。杨晓东帮着分拣货物，从早上七点干到下午四点，赚了八十块钱。他把钱和台球室的工资放在一起，枕头下面的信封越来越厚。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妹妹告诉他有一个女生打电话来找他。杨晓东的心跳快了半拍。“她说什么了？”
“她说让你明天下午两点在那边等她。她有重要的话跟你说。”杨晓雨学着那个女生的语气，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哥，她是谁啊？”
“同学。”
“又是同学。”杨晓雨歪着头看着他，十一岁的小女孩眼神里有某种超越年龄的狡黠，“上次送芋头糕的也是‘同学’。哥，你是不是在搞对象？”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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