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没有立刻把那张纸拿起来，也没有把它放到一旁去晾干。
他的目光依然落在那张纸上，落在“土豆、红薯、玉米”那三个名字上，落在“向外购入——吕宋、安南”那行字上，落在“海外建国，外迁人口”那八个字上，落在“打击囤积居奇”那行小字上。
那四条线并列排布在纸上，像是四条从同一个原点出发的河流，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终点。
他看了它们很久，久到窗外的蝉鸣声换了一个调子，久到太液池水面上的光斑从东侧移到了西侧。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张纸拿起来，放在手里，又看了一遍。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在寻找海外高产作物的时候，是不是把大明的本土作物给忘了？
土豆、红薯、玉米，它们都来自美洲，都来自大洋彼岸，都是需要派人去海外寻找的东西。
但在华夏本土，难道就没有类似的、同样能够充当高产作物的作物了吗？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的横梁上。
横梁是用松木做的，没有上漆，保持着木头本来的颜色，年深日久，木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像是被岁月的烟火熏过。
他的目光在那道横梁上停留了一会儿，没有聚焦，只是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在天上飘荡了那么多年，见过那么多的作物和粮食，见过那些作物在后来是如何一步步进入中国的饮食结构的，为什么他只记得土豆、红薯和玉米？
然后他想明白了——因为那三种作物的影响力太大了，大到它们在进入中国之后几乎重塑了整个华夏的粮食格局。
红薯让那些原本种不出粮食的丘陵地带变成了可以养活人的地方，土豆让北方干旱地区的粮食产量翻了数倍，玉米让西南山区的百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了可以吃的东西。
它们的出现太过耀眼，让其他那些同样有价值、但不如它们那么惊天动地的作物显得黯淡了许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作物不存在，也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价值。
朱厚照坐直了身体，重新拿起笔。
笔尖落在纸上，他写下了第一个名字——山药。
不是那种他在御膳房里见过的、被切成薄片炖在鸡汤里的山药，是他在那些乡间的画面里看到过的山药。
是那种在房前屋后的篱笆旁边、在丘陵坡脚的碎石地上、在那些农人舍不得用来种主粮的“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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