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冤屈遇害，是南宋历史上最沉痛的千古冤案，而谁是诛杀岳飞的真正元凶，自南宋至今近千年以来，始终是史学界争议不休的核心命题。古今史观的迭代、史料解读的深入、政治视角的转变，让这桩冤案的责任归属，从单一的奸臣之罪，逐步走向君权、相权、国策博弈的深层剖析。
一、传统史观：千年归罪秦桧，帝王置身事外
自南宋中后期直至明清数百年间，朝野与民间的主流认知高度统一，始终将秦桧视作构陷、诛杀岳飞的唯一罪魁，宋高宗赵构则被视作受奸臣蒙蔽、误杀忠良的弱势君主，得以彻底脱罪。
这种史观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历史记忆与民间祭祀格局。杭州西湖岳王墓前，历代官方设立四座跪像，分别为奸臣秦桧、秦桧王氏、构陷岳飞的御史万俟卨、参与迫害的大将张俊，四人永世忏悔、受人唾骂，唯独宋高宗赵构无罪责。在传统儒家史观与封建君臣伦理体系中，君主永远不可错，所有朝政弊政、杀忠误国之过，皆可归罪于奸臣当道、小人惑主，这也让赵构得以规避千年骂名，秦桧独自背负千古骂名。
这种单一归罪的认知，延续数百年未曾动摇，直至明代中叶，才被文人学者彻底打破。明代书画大家、文史学者文徵明作《满江红·拂拭残碑》，跳出传统忠奸叙事，直击冤案核心本质，颠覆性提出全新史观：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真正元凶，秦桧只是逢迎帝意、顺从君心的执行者。
词中“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一句，道破终极政治逻辑：岳飞毕生以北伐复国、迎回徽钦二圣为终极志向，若岳飞直捣黄龙、二帝南归，已然坐稳帝位的赵构，必将陷入帝位尴尬、皇权不保的绝境。相较于收复中原、雪洗国耻，赵构最核心的政治诉求，永远是保全自身皇权、稳固偏安帝位，这才是岳飞必死的根本缘由。
近现代以来，伟人援引文徵明此词的核心观点，进一步精准定性宋金和战与岳飞冤案的权责关系，明确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这一论断，彻底推翻了千年传统史观，厘清了君臣权责本质，间接坐实了赵构是岳飞冤案的幕后真凶、终极决策者，秦桧仅为工具与帮凶的核心事实。
二、现代史学分歧：秦桧主谋说与赵构元凶说之争
步入现代，随着宋史史料的全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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