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明文规定官僚勋贵、富商地主、寺观产业一律按资产纳税，极大扩大了国家纳税基数、拓宽了税源，让大量隐匿税源浮出水面，朝廷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从历史维度来看，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改革。它奠定了此后千年封建王朝赋税征收的基本框架，开启了资产计税的历史先河，彻底改变了古代税收逻辑，对唐宋乃至后世明清税制发展，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德宗朝极具进步意义的两税法新政，仅仅维持了短暂的清明正轨。随着建中削藩战事爆发、天下大乱、军费暴增、国库再度枯竭，原本规整轻简的赋税体系迅速崩塌。为支撑连年战乱、填补巨额财政亏空，李适一改初年轻税改革的初心，开始不断增设苛捐杂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各类新增杂税层出不穷、层层叠加，彻底加重天下百姓负担，逆转了税制改革的利民初衷。
德宗一朝新增扰民最重、影响最深的苛税，主要包含榷酒税、茶税、矿税、间架税、除陌钱五大类，扰民之烈、盘剥之重，远超前朝旧弊。
唐朝初年至开元盛世，酒类自由酿造、自由售卖，官府从不征税，民间酒业繁盛、民生得利。自德宗推行两税法不久，建中元年（780年）朝廷率先开启榷酒之法，实行酒类国家专利垄断经营，开启了唐代酒税盘剥的开端。
新法规定：京师长安之外，全国境内严禁私人酿酒、造曲，酒类生产全部收归官营，由官府统一酿造、统一售卖、垄断市场。各地根据粮价高低核定酒价，每斛官酒定价两千至三千文，垄断牟利、充盈国库。
贞元二年（786年），朝廷再度调整榷酒政策，进一步细化盘剥规则：严格禁止京城及京畿州县私人酿酒，外郡州县虽允许民间开设酒肆售卖，却需缴纳高额销售重税，每售卖一斗酒需纳税一百五十文。彼时民间市价一斗酒仅三百文，等于朝廷直接征收百分之五十的高额税率，对半盘剥民间酒商利润。
与此同时，朝廷在淮南、忠武、宣武、河东等富庶产粮区同步推行榷曲之法，垄断酿酒酒曲，从原料端彻底把控酒业、层层抽税。德宗开启的榷酒、榷曲制度，自此延续后世，愈演愈烈，直至唐末五代，酒类专卖重税始终是朝廷盘剥民间的重要手段，成为后世千年酒类专卖制度的源头。
茶叶贸易兴盛于盛唐中期，但初唐、盛唐百年间，茶、盐、酒诸业均属民间自由商贸，官府从不征税。茶税正式制度化、常态化，始于唐德宗一朝。
建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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