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个话。我只好自己对自己说。
他搁下笔，把纸折了两折，就着烛火点着。火苗一点一点往下走，烧到最后一个字时，他松开手指，让纸落在火盆里。灰落下去，无声无息。
有一夜，他写：向公，你还记得吗？那年冬天，我们在后堂里煮茶。你拿出那包从琉球带来的黑糖，说省着喝。结果你放了半块，我放了半块，两个人都甜得皱眉。那时候会馆里没有炭，冷得很。我们靠着一壶茶，坐了一整夜。天快亮时，你在纸上写了一个“国”字。我凑过去看，那字写得很大，墨汁太浓，最后一笔重得像刀刻的。你说，这个字写到纸上是纸，写进心里是铁。现在纸不在了，可那个字还在。我今天又想起来，就写给你。向公，我没有忘。
这封信写得他手酸。字太多，墨太浓，有几处笔划都粘在了一起。他没有在意。有些话说出来，比说得漂亮更要紧。
白天，他还是照常过日子。点卯，开门，整理文书，去码头看蔡锡书的人送来的情报。他从南门走到城门，从城门走到江边，看那些运茶的船、卖鱼的摊子。他走得很慢，像怕错过什么。
有一回，他在巷口碰见一个卖鱼的，五十多岁，背微驼，戴一顶破斗笠，脸上有麻子，可侧脸轮廓竟有几分像向公。他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走了半条街，那人拐进一条小巷，没了。林义站在巷口，愣了很久。
他回来之后，给向公写信：向公，我今天在巷口碰见一个卖鱼的，长得像你。我跟了他半条街，没敢上去说话。我怕一开口，他回头一看，不是你。我更怕的是，他回头一看，真的是你。向公，我大概是想你了。
这封信烧得最慢。纸有些潮，火苗在上面犹豫了一下，才把它吃完。林义坐在暗处，看着最后一点火光灭下去。火盆旁边，是向公常用的那方旧砚台。砚池已经干了，沿上还沾着几粒陈年的墨渣，像一群不肯走的蚂蚁。
又一夜，阿古从外面回来，说南台的阿团病了，烧了两天，郎中说是感了风寒。林义听了一急，要过去看。阿古拦住他，说毛允良已经请了人，明日再去不迟。
林义坐下，却睡意全消。他提笔写：向公，南台最小的那个孩子病了。叫阿团，七岁，是谢天赐从闽侯带来的。那孩子胆子不小，前些日子陈铁生摔了，他还敢偷跑去看。今晚他病了，我在这儿干着急。会馆里没有药，只有几片陈皮。向公，你若真的在天有灵，替我照看那孩子一程。他还没有学会写自己的姓。
写毕，他起身走到门口。夜风从巷口灌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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