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被灭，大凌河战役，以及长城抗战等诸多战事，都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怀疑他那两万人在城外搞实弹军演，也许就是在逼我们出手，企图给豫军参战的机会！”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关东军南下增援天津，势必会给刘镇庭一个介入战争的借口。”
“甚至，还会提前引爆，我们与中国军队的全面战争。”
“以我们目前的物资储备和兵力，以及国内的政治格局，我们根本没有做好与中国进行战略决战的所有准备！”
事实上，小矶国昭的分析是很中肯的。
当时的国内是很贫瘠，不仅经济状况差，工业底子薄。
可若真要衡量双方的战争潜力，深陷“昭和经济恐慌”泥潭的日本，在此时根本无力支撑一场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特务与前线驻军之所以敢在华北飞扬跋扈、屡生事端，戳中的恰恰是国内政局的软肋。
当时的国内，华北各路军阀皆欲保存实力、作壁上观，而南京中枢则死抱“攘外必先安内”的避战底线。
日方正是吃准了这种怯懦，才敢肆无忌惮地实施“割肉”式的军事讹诈，以战逼和，重复打打停停。
更何况，不仅日本国内高层意见不统一，就是的日本军部的意见都不一致。
陆军内部统制派与皇道派倾轧不断，多次发生刺杀高层的事情。
前线日本高层也和少壮派军官，也称得上是同床异梦。
比如，在九一八事变中，当时的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是“大脑”，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是“执行的双手”。
在九一八之后，却极力主张“停止南下，经营满洲”。
这不是因为它俩良心发现，而是根据宏大的国际战略来执行。
可这一举动，让许多少壮派不满，认为它们俩成了受国内敬仰的英雄，却不让它们这些年轻军官效仿。
这种内部“下克上”的顽疾，注定了日军当下的狂妄，不过是色厉内荏的武力试探罢了。
同样明白这个道理的小矶国昭，好不容易促成了《塘沽协定》，根本不会同意出兵的。
于是，它在稍作停顿后，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冷笑：“司令官阁下，您似乎忘了，从军部建制上来说，华北驻屯军和我们关东军，虽然都在海外，但在级别上却是平行的，都直接受东京陆军省的辖制。”
“藤田这个蠢货，是荒木贞夫陆相提拔起来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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