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剧变，如同投入晚清这潭死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光是寄居南昌、伺机而动的李鸿章在密切关注。
身处江西前线，肩负剿匪重任的曾国藩，其对福建动态的关注，远比外界想像的更为深切。
那些从福建传来的，关於「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的喧嚣言论，他初时并未十分在意，视为石达开收拢人心的蛊惑之辞。
在他看来，这不过就是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异曲同工，不过是换了个更具迷惑性的外壳。
但随後传来的消息，却让他脊背发凉。
那些所谓的「文明进步」，兴建新式学堂，创办福州大学堂，在他这位理学儒臣眼中，固然是些惑乱人心、标新立异之举，冲击圣贤之道。
但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他的信念体系，他自信以湘军的「朴诚」和「忠义」，足以在精神上压倒这些「异端邪说」。
真正让他坐卧不安、如芒在背的，是洋人的态度。
根据多方探报，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洋各国，非但没有因光复军的「叛逆」身份而与之划清界限，进行封锁抵制，反而在石达开主动开放港口、承诺通商，甚至大胆引入外国资本之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合作意愿。
一艘艘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的远洋货轮，正络绎不绝地驶向福州、厦门、
泉州，卸下的不仅是各类工业机器，更有成箱的军火。
这彻底动摇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理念。
他一生笃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强调军队的精神力量和纪律性远胜於武器装备。
他曾以此反覆训导急於为吉字营购买洋枪洋炮的弟弟曾国荃，并以摩下猛将鲍超的「霆字营」为例，证明没有洋枪洋药，一样能屡当大敌，所向披靡。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面对武器日益精良、战术思想亦显迥异的福建光复军，以及他们背後若隐若现的西方技术支持。
曾国藩内心深处那套依靠「忠义血性」、依靠传统营制就能克敌制胜的逻辑，开始出现了动摇。
在昏暗摇曳的烛火下，他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用兵狡诈、奇正相生，曾在湖口、九江将他逼得羞愤投水自尽的石达开的身影。
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勇猛与纪律确实能弥补武器的部分差距。
可面对同样开始系统化学习西方，并试图自行「造器」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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