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秦桧一派，那么就变本加厉巴结秦桧；不是秦桧一派就想方设法攀上秦桧一派。
所以有人说，南宋的士风已经糜烂；原本在理学浸润下的知识分子，终于集体进入了荒唐堕落的深渊；没有几个人能幸免。
地域文化的冲突，在宋朝党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宋朝早期，来自北方的官员在朝廷内占据多数，北官看不起来自南官。
寇准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曾经公开发表地域歧视的言论；公开拒绝任用来自南方的官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地域黑，不值得学习。但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地域黑其实一直出现，就像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看不起宋国一样。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
被寇准看不起的江西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都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
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
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
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
宋太祖一朝，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手中，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
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增同年之谊。
新科进士们除了登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现在还是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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