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道人，客观的说，他到敦煌时，石窟大半破败，掩埋了不少风沙，没人修缮，他较为仔细的整理了这些东西，不然也不会发现藏经洞。
他发现大量经卷文书后，首先拿着两卷去找敦煌县令，县令笑他拿本破书骗钱，王道士冒着生命危险驮了两筐送给肃州道台廷栋，廷栋却认为，那上面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写的。
好不容易等来了进士出身的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人还算识货，马上报告了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知道这批宝物的价值，奔走呼吁，希望能把藏品运到兰州保管，藩台大人一算帐，光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何况路途遥远，盗匪出没，万一有个闪失，岂不赔了银子又失经，再被人弹劾一下，弄不好乌纱帽也没了。
无奈之下，叶昌炽只好上书朝廷，可当时的清廷正忙于割地赔银子，哪里顾得上这等无关国计民生的小事，一道旨意，请敦煌县令自行处理。县令一拔拉小算盘，朝廷让我自行处理，那运费岂不是要从本县出，到哪儿去筹这笔钱？还不是向百姓摊派，要逼出点民变什么的，朝廷怪罪下来，我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干脆，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文物骗子”“强盗”的斯坦因、希伯和等一批外国考古学者。跑来收购了这些最好的，余下的直到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国，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给罗振玉等人，我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发现了这么一个藏经洞，里面有这么多珍贵的文物，这才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
清政府这才电令驻兰州的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在清理、押运的过程中，敦煌文物再一次遭到洗劫，沿途的官员几乎都要雁过拔毛，更有甚者，到了北京，负责押运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竟然纵容其子擅自将经卷文书运到家中，将许多的精品据为己有，为了充数，又将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就这样，近五万卷文物，一部分被外国人偷运出境，一部分沿途散失，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的，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
最讽刺的是外国买去的完好无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边有留下来的最早的纸质成书，是唐代的，大量唐到宋的文献就这么没了。
有道是先人藏书，后人毁书。唉！
说远了，夏诚说他们像王圆箓，是因为作者君高中学余秋雨的《道士塔》，里边不要脸文人余秋雨批判王圆箓，有一句话：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然后我们老师几天后就骂我们上课蔫头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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