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李家的第三代，并且在入嗣他大爷之前也只是一个非嫡非长的宗家闲人。从年纪上来说那就更加没有优势了，所谓海内未定、须得长君，特别是唐家社稷存续之际，更不会有什么人将希望放在一个小年轻身上。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就算这些重臣名臣们在自己身上下注，李潼也忍不住要怀疑这些人究竟有没有挟持少君而擅权自威的想法。
但无论这些理由多么正当合理，李潼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自在的。毕竟这些名臣们多是以正面形象留名史册，他们却对自己不怎么感冒，搞得李潼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祸国的反派人物。
所以当眼见到诸如魏元忠之流如今也恭敬的拜伏于自己面前，李潼心里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当然，内心里的这一点小恶趣他也不会真的显露出来，对于这些老臣们，基本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魏元忠见礼之后便被赐座，接着便开始讲述起此番山南宣制的经历与成果。相对于闹乱爆发的河洛地区以及战争仍在进行的河北，山南局面倒是平稳得多。
尽管有庐陵王幽居山南房州多年这一因素存在，但庐陵王在房州的时候是一个囚犯的身份，与外界全无互动，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逃离房州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山南人士参与并追随，反倒是将一部分不安于职事的官员一同带回了都畿。
所以都畿的动乱给山南局势带来的影响并不大，虽然地方上也有一些盗匪并蛮部作乱的现象，但这也都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与朝廷方面的人事变革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有关这一点，魏元忠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军事专使，对山南道诸州地方常备武装进行一番系统化的整改，罢除掉原本的折冲府，组织州县团练以维持地方治安。
魏元忠的这一点看法，倒是跟李潼不谋而合。山南道是一个很庞大的地理概念，作为核心地带的荆襄地区在南北朝乱世中更是长期的军事重镇所在。
大唐得国以来，对山南道的军事力量多作制裁，作为屈指可数的大都督府之一，荆州大都督府在军事上的职权被剥离更多。偌大地境之中，甚至就连折冲府都设置不多。
这样的安排虽然保证了山南地区没有对抗中央朝廷的力量，但也让山南地区的治安状况堪忧，长江水盗成患，蛮族山贼常有聚啸，严重制约了地区开发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山南道兴建团练，并不仅仅只是对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随着大唐国力恢复以及诸边边务稳定下来，肯定要继续加强对南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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