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又说道：“娄公此行归边，对于陇边情势，想必已有所见，若得斧计，直言不妨。”
娄师德听到这话，便也正色道：“殿下治边之计，发乎前人未有，并不止于权力，囊括农商，搬运妙着，实在是发人深思。臣初得此计，尚在度其精髓，途中所积陈陋之想失于片面，反倒不敢再贸然进言。”
李潼闻言后便笑起来，老实说，他这一通计略的确不俗，配得上时流的称赞。
大唐立国以来，军政方面所奉行的仍是府兵制与均田制，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及意义不必多言。但到了现在，两种制度各有崩溃。军事方面，从高宗就开始招募健儿，募兵比例逐年增加。
但是在田制方面，则就乏于创建。高宗后期，无非休戈罢征、使民休养生息，但对积累下来的弊病，触及不够深刻，甚至就连关中祖业，土地兼并都日趋严重。
到了武则天时期，加大了扩地编户的力度，并将关中人口大量迁往河洛，到了神龙年间，朝廷所掌户数增长到了615万，较之高宗永徽年间的380万户无疑是一个明显的递增。
所以说武则天政启开元，也是有最直观的数据作为支撑。如果仅仅只是这老娘们儿不是人，杀人无算，道德败坏，这就是不是正确讨论历史的态度。
但是相对于户数的增长，朝廷在赋税征集方面的探索，则就显得非常滞后。人口虽然增长起来了，但是人力物力却得不到有效的调度发挥。以往的租庸调制度，已经不再适合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帝国。
这个问题，朝廷当然也意识到了，所以开天时期的名臣中，多有理财高手的身影，包括奸相李林甫。这些人通过各个方面的探索，或开源、或节流，以维持庞大帝国的运作。
但诸类尝试，收效却并不大，最直观的一个证明，就是开天时期边军节度使的权柄壮大。
简而言之，朝廷的收入已经匹配不上君王开疆拓土的野心，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更低的模式，节度使大权逐渐揽于一身，并最终爆发、成为纠缠大唐始终的一个毒瘤。
那么大唐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底蕴国力去维持那种程度的开拓与庞大体量？
答案是有的，中唐时名臣刘晏、杨炎等在财赋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效果显著，对大唐社稷诚有续命中兴之功。杨炎的两税法开辟了整合国力的新思路，为后世税法变革之始，这自不必多说。
李潼最欣赏，还是刘晏的理财策略，刘晏的理财法其中一个核心就是物流。哪怕在后世，各种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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