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刚还真说对了，他们夫妇的确没有办法被定罪。
尽管当年的事实不管是于淑芳的一口咬定，还是陈大刚夫妇的不否认，都已经算是达成了共识，但是二十年前的那一场悲剧，并没有能够留下任何足以认定洪新丽罪名成立的足够证据。
这注定成了一桩无头案。
而洪新丽当年教唆他人自杀，协助他人自杀的罪名如果没有办法定性，那么陈大刚夫妇的包庇自然也就无法认定。
更何况这件事距今已经有足足二十年的光景，包庇罪的追诉时效都只有十年而已。
但是不能够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陈大刚和李艳翠夫妇而言，到底能不能算是一桩喜事，这个也很难界定。
毕竟刚刚失去女儿的时候，他们最大的情绪还是愤怒和痛苦。
当得知杀人凶手竟然是当年被自己女儿害死的武子衡的母亲，对方为了报复他们，诈死之后改名换姓潜伏了二十载，宁可将自己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也要等一个报仇的最佳时机，陈大刚夫妇的情绪可就变得复杂得多。
愤怒不见了，更多的是懊恼和悔恨。
只不过他们悔恨的并不是当初自己行为的失德，不是一家三口当初所作所为的良知泯灭。
他们悔恨的只不过是没有想到这一条路走下来，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代价竟然如此巨大，如此惨烈，他们悔恨的是押错了注，赌输了而已。
而于淑芳，这个罪行败露，将要接受法律惩罚的犯罪嫌疑人，却表现得格外淡定从容，甚至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还主动询问如果判她死刑，多久才会真的执行。
那语气平静之中甚至带着些许的期待，就好像等待她的不是死亡，而是准备出发的旅行团一样。
在被移交起诉之后，于淑芳就被转运去了看守所进行关押，宁书艺他们一组人带着复杂的心情处理后续的书面工作。
大概过了一个月，他们收到了一封信，是于淑芳在看守所里面写的。
她利用被关押等待开庭的时间里，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字又小又密，反正面都写满了，写完之后便要求看守所方面把这封厚厚的手写信交给宁书艺和霍岩。
她说这是两个让她最信任的人。
于淑芳说，她这二十年过得非常难受，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折磨。
明明有一肚子的苦，却不能与任何人说。
愤怒不能说，怨恨不能说，对死去亲人的怀念也不能说。
她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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