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之所以尊儒，也正是因为他心知凭借如此来掌握权力的平衡，只是一时之策，而儒家的思想，正对他的胃口。
在苏莱曼的支持之下，儒家开始深入帝国的许多层面。
而又因为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权力，本就一盘散沙，各种信仰和种族盘根错节，在这强力的苏莱曼主导之下，儒生们可谓是如鱼得水。
因为若是奥斯曼铁板一块，他们自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反而是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给予了他们足够的空间。
通过商队，这奥斯曼国的情况，早已传遍了关内两京十三省，许多落魄的儒生，终于又看到了一条有希望的路，此时不得不西行，他们想前往奥斯曼去看看，寻觅一条出路。
甚至听说，奥斯曼已开始举行科举，并且以八股文为主。
这向西的道路上，充塞了不少下定决心的读书人，他们跟随着商队，开始了艰难的旅程。
而对此，兰州知府自是奏报。
这奏报送到了朝中，一时哗然。
读书人，无论他们才学如何，到底有几斤几两，又或者是被西山书院的人再如何看不起，可他们终究还是中原王朝数百上千年来，最优渥的一个群体，现在大量西行，这岂不是我之珠玉，却弃如敝屣，反而让奥斯曼人视为珍宝？
内阁首辅大学士刘健觉得事态严重，倘若只是三三两两的读书人西行倒也罢了，可人一多，其影响就极大了，他在奏疏中的票拟中的建言是希望朝廷阻止，另做打算。
弘治皇帝对此，也权衡不下。
方继藩那儿，对此事倒是乐见其成的，用他的话来说，儒家的责任，就在于传播圣学，奥斯曼国人口诸多，乃天下中心之地，倘若也能知礼乐，这是旷古未有，居功至伟之事。
将四书五经交给奥斯曼人，借此机会扩大与他们的贸易，这有何不可呢？
甚至方继藩认为，这是值得鼓励的事。
面对下头的大臣们，弘治皇帝道：“方卿家有一句话，颇对朕的胃口。我大明人口本就诸多，再者，自从粮食增产以来，医疗条件改善，许多人家，一户竟有孩童四五个之多，只需数十年不到，这人口便又要至极限，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因而，若有百姓出海，亦或是西行，既可使这天下尽有汉民，又可传播圣学，这有何不可？这正是圣人的希望啊，圣人在时，为传播圣学，不惜周游列国，四处传授圣学，如此，才有今日，可到了如今，这堂堂名教，为何却都只躲在书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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