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质，正面的和负面的，莫不是与尊重相关。有了尊重才会有仁爱慈善，没有了尊重才会有仇恨凶残。对生命的尊重正在于认识到它是“轻轻的”，当我明白长篇小说是有生命的文体时，用“轻轻的”方式处理叙述过程中的重大关键，便契合了人生的优雅与高贵。
没有任何例外，在百万言中包容的每个人物的每一言行，都曾让我在写作过程中的突然停顿中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我自己梦想着希望去做的。十年前，周介人先生曾选择你来为我的小说写评论，从而让你我有缘相识。周先生那时提出一个的概念：大善。相比稍后提出来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大善”对于文学的意义更加意味深长。以我与周先生单独接触中留下的印象来看，周先生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提出是犹豫不决的，原因在于他十分讨厌××等人的写作，很长时间坚持不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他的小说。周先生辞世那年五月，《上海文学》举办了一次现实主义文学讨论会。到上海后，我去医院探望，周先生悄悄地说，不让××参加会议是他的意见。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先生对这个时期文学现象的最后定义，正如他自己所倡导的是一种“大善”。不晓得周先生有否对你提及这些。周先生的去远，让我的身份变得既是被告，又是原告，并且还是双方的证人。很希望周先生也曾在你面前提及一二，那样我在文学史的这段中的角色就会清晰一些，也会轻松一些。还有，周先生身体康健的那些年，多次对我说到“人文关怀”的提出。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我一直在问，周先生身边青年才俊比比皆是，为何要唯一对自己说这些？在那些还没读清楚文本就匆忙展开的猛烈批评面前，不少人将自身的写作转变成功利驱使的捷径而有所投靠。在我这里，当时还是赌气，歇下中短篇小说不写，为着他人能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忘却我。那时的放弃算不上是气定神闲，我只是将它当成修养自身的目标或者方式。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自问问天，如我这样没有家传书香，也迟迟地人到中年才接触与红色革命文学彻底不一样的其他文学，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自寻烦恼。如今你能重新喜欢我的写作，让我可以将其证明为，我具备了在没有答案处找到答案的能力。文学上的追究，是个人艺术天分从实到虚，再到实的不断转换。从《圣天门口》倒推回去，与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联系起来思考，应该便能发现周先生等人提出的真正道义。也希望当年周先生私下对我说了许多，正是看出我具有在未来修炼出一部《圣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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