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主编老莫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老莫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老莫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老莫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老莫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老莫偷偷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他刺激成这样。
杂志为一九九八年的订数展开大战之际，女邻居准时将我们的法人代表送上了被告席。作为第二被告的韩丁，也胸有成竹地上了法庭。当然，女邻居的诉状只要他赔偿三千元人民币。
主编老莫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老莫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老莫说，师思想取而代之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又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老莫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
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老莫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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