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同时又限定只能在圣诞和丹朱两家酒店消费。
主编老莫有事，只能陪我们喝三杯酒。我们赶紧下楼，电梯像公共汽车一样，一站一站地停靠，从十楼到二楼一层也没落下过。在九楼时，我看见沙莎站在电梯门口。在六楼时，电梯门外站着的是局长。可惜没人上得来。
主编老莫对局长连说了三声对不起。
局长挺高兴地说，这么多漂亮女孩站在电梯里，看一眼不为少，看两眼不为多。
师思嚷着要去圣诞酒店，她在头里走。大家都紧紧跟着。我在心里暗暗叫苦，圣诞酒店只是空有一个洋名，我们这些人哪怕撑死了吃，四百元钱也能搞定。好不容易让主编老莫放一回血，真放出来的却是一泡水。
进了圣诞酒店，路过一处小包间时，师思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我曾请师思在这个小包间里，吃过一顿晚饭。当时，有个卖花的小女孩进来，几乎是耍着赖要我送一枝玫瑰给师思。我只好花十元钱买了一枝。师思接过去时，笑一笑便放在一边，临走时我们都忘了还有一枝玫瑰孤单地躺在沙发上。师思回头看我的这一眼，让我感到她是在说一年前就该说出的谢谢。
坐下后，主编老莫看看手表，将陪我们喝三杯酒的指标减到两杯半。
师思又看了我一眼，这才转向主编老莫说：“局长给我们下任务了，让去采访下岗职工。”
主编老莫说：“这圣诞酒店就是下岗职工开的。”
我说：“局长的意思恐怕是指那些下岗后遇到困难的职工。”
主编老莫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昨天局里开会，还说各部门的工作都要以积极向上的格调作为主旋律。”
师思说：“描写困难和艰难，也可以是积极向上的！”
主编老莫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别人的叩机响，他也要将自己腰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看一眼才放心。他告诉我们，“猫头鹰”之所以在同类刊物中老压我们一头，那就是他们决不往国家大事上靠。国家大事有各级的党报党刊去关心，我们这类刊物只需关注那些熄灯上床后，还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想念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吃饭之前讨论的。它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弄得大家全无胃口，一种是大家像末日来临一样每个人都拼命地吃，然后急忙打包。好比前不久台北路上的一家公司倒闭，它的员工一个个全都斯文扫地，连用了三年的痰盂，都掖着裹着往家里拿。这事是沙莎给我讲的。她姐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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