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先生的文章，有大境界、大情怀、大坚持，却好从小处命笔。若是一不留神，从小处看了，容易走眼，也容易不得要领。
他讲信变、史官、树和碑、道与德、敬与耻、代价与成本，以史实作参照，说“春秋”的含义，却下潜着深度，有现实的关怀。故能“意翻空而出奇”，引经据典，却不死于言下，全因“读史讲致用，温故为知新”。“历史原本已经死去了，只有读活了才可能出新价值。”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意大略如是。但能否读活历史，除学养外，还考校着读者的识力。穆涛欣赏班固的“春秋”笔法，赞他写刘邦出生的文字“真是从心所欲又不逾矩”，足为后世史家楷模，看重的，便是“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著史传统。他强调历史的醒世意义，不大赞同对待历史的实用态度，把目光越过建立史馆制度的有唐一代，借先秦两汉的史籍说“常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若无兼容并蓄的气度，取精用宏的识力，还存着一份“经世致用”的心思，大约是不会如此着眼和落笔的。
稍和文学沾边的学人读《汉书》，用心多在《艺文志》。穆涛谈《汉书》的告诫，却从《食货志》说起，他谈汉文帝减免农业税，说贾谊的《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背后均有我们时代的诸般事项作参照。褒贬之意与良苦用心，读者不难辨明。不说艺文而谈食货，见出的，是作者的天下胸襟与济世情怀。欧阳修说“大抵文学止于润身，而政事可以及物”，用意亦在此处。穆涛盛赞董仲舒，说他“奠基了儒学在中国文化里的核心位置，由礼而理，以礼入教”，是由对缺乏主体宗教的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的切己体察而生的“忧心”的自证和自我突破。蔡元培多年前努力“以美育代替宗教”，今人刘小枫曾不遗余力为国人“输入”基督教的根本用意，与穆涛的心思并无不同。但穆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由‘陈’而生的机心”，他的“新思”不是引进的，如他强调贾平凹的小说笔法，需“用看‘国画’的眼光去打量”，“他（贾平凹）擅用‘破笔散锋’，大面积的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的联系，且其中真气淋漓而温暖，又苍茫沉厚。渲染中有西方的色彩，但隐着的是中国的线条。他发展着传统的‘大写意’，看似一片乱摊派，去工整，细节也是含糊不可名状的，整体上却清晰峻拔”。熟悉贾平凹的读者不难体味出，这是在说《秦腔》和《古炉》这样的作品。但也不妨解读为穆涛的夫子自道。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可以靠中国文化自身来解决的。但“反求诸身”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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