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对付高昌一带的“奸商”的问题上，郑渭与杨定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杨定国主张强硬，要以严厉的举措打击这些“不法商人”，他认为此举不但能够以最小代价顺利解决中部地区的粮价问题，而且能够对以后所有企图扰乱粮价的“奸商”起到吓阻作用。
郑渭则担心这样做会对天策政权的律法精神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但是这个层面上的论述相对来说显得比较“虚”，郑渭说破了嘴皮子杨定国也无法接受。
这位杨国老只是道：“好，就算你说的都对，我只问你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高昌目前粮价的混乱，根本在于官府以及比较能按官府指挥办事的存粮大族（如郑家）都在去年冬天耗费掉了太多的存谷，实力大削，以至于无法左右整个粮食市场的行情。
要解决这个问题，务本之法，莫过于从别的地方调粮过去。而当下天策境内还有大量余粮的地方，一个是宁远，一个是凉州，刚好是位于东西两极。大西北的陆路交通有其特殊性，即州与州之间的距离极大，而且道路不好走。从凉州到高昌的陆路，差不多和杭州到北京那般遥远，且凉高之间又没有一条京杭大运河，这样的距离要靠人力畜力来运输像粮食这样的大宗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发生在北庭的战争，唐军的补给基本上都来自龟兹至肃州一线，再往东的甘凉兰也有军粮西输，不过是输至瓜沙二州，以阶梯方式填补瓜沙因粮草北运而出现的缺口，饶是如此旅途消耗仍然极其庞大。而要从凉州直接运粮到高昌去，考虑到中途的消耗，那么非得准备三倍以上的粮食不可，这个消耗以凉州如今的存粮也消耗不起。宁远那边的情况也类似。
另外就是采取“就食”政策，即不运粮食，而让人跑到有多余存粮的地方就食，这个方案相对来说可行得多，然而也有很多问题。首先这样大规模而且长距离的人口迁徙仍然是很耗费粮食的，其次大规模的军民迁徙还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宁远那边如今必须全力支持西线的战事，所以这些人便只能迁到凉州来，从高昌到凉州的距离，这样距离的就食相当于是从河北一直跑到浙江——中国历史上都从来没有当政者主持过这种“就食”。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就食是临州就食，再麻烦一点就是临省就食，如从山西跑到陕西，从河南跑到山东，从淮北跑到淮南，当然也有从北方一路慢慢迁徙数千里到南方来的，但那种迁徙的结果就是来到南方后就扎根不回去了，这已经不是那种临时性的就食了。）杨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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