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爱农道：“自古以来，大朝丁口统算，唯汉、唐二代为盛。所计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冒政绩，或故意充增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隐赋税，则故意减削户口，如此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再行汇总，朝中大臣会就帝皇当时之好恶、时局之需要，再行修饰增删，最后所得数字载于史册者，即当日呈禀人君者，此数字只能作人君参监，而不可以为即是本来数字也。”
张迈听得有些唏嘘，然而想想后世的人口普查的那些做法也就释然——千年之后尚如此，如何能够苛求统计技术远远落后的古人？
却听乌爱农继续说道：“大体而言，政治宽仁则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户口渐隐。为何？政治宽仁，编入户籍者光明正大，可受律法保障，经商有凭，读书有份，好处较多，故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法不护民，读书入仕之途不畅，编入户籍者受尽盘剥，坏处较多，故户口渐隐。”
张迈又点了点头，道：“那河西这百余年来，户口是渐隐的了。”
“是，”乌爱农道：“河西丁口本数，至开元年间极盛，其时不止本地汉民极多，且河西地处丝路要道，往来商人、小贩数量极众，即以甘州张掖为例，当年巅峰之时，每月过关人数不啻万计，此则往来流动之人，而本地种植、放牧、开店、中人、跑腿、扛夫诸般仰赖往来商贩之常住者，其丁口又一二倍、三数倍于此。开元以后十余年间，丁口日繁，而政事日坏，法不护民，吏求减削上缴税赋以自肥，民求逃税逃役以自保，故往往隐于三途。”
张迈问道：“哪三途？”
乌爱农道：“一隐入西北藩主荫下为农奴，二隐入商家大户为家奴，三隐入佛门寺院为寺奴。此三者为大而可知者，至于不可知者，则如散入山间者，避于偏远者，则为不可知之数。即未逃窜者，每村隐三数十户，在编之户每户隐一二丁，其数究竟多少，就只能臆测，无法确知了。”
张迈道：“逃到偏远地区还算是自由民，也还可以理解，逃入藩主、商户、寺庙去做奴隶，那不是自找苦吃么？”
乌爱农一愕，一时不知如何说，慕容归盈在旁道：“大将军，你以仁义治国邦，百姓在你治下做自由自主之民自然甘之如饴，所以不知道世上有些地方，政治会苛刻到让人活不下去，做奴隶虽然悲惨，但若是国家政治过恶，则做国家之奴隶，还惨过做私人之奴隶。”
张迈为之黯然，道：“天下真有这样可怕的事情？”
薛复在旁道：“大将军，你常说觉得自己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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