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太子大面积调任官员，当时朱厚照已经把杨一清给稍待上，升任陕西巡抚、专督陕西马政。
一年有余，终有这封《请除马政之弊疏》。
内阁及六部尚书都来了之后，朱厚照让刘瑾把这封奏疏依次给大臣们阅览，他则耐心等待。
在封建王朝，马政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一条关键国政。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太过重要。
如果指望整出十万或二十万的步兵、就可以在游牧民族面前称无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人家不和你决战，就是打一下就跑，这样对于被打的这一方来说就非常的被动。
明朝中期，弘治皇帝也派马文升整顿过边军，正德皇帝更是号称武皇帝，同样整顿过京营，将军方面也有王越这样的名将，以及接任王越三边总制官的秦紘，这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
史书记载秦紘负责西北军务之后，挑选壮士，兴设屯田，重申号令，军威大振。
但鞑靼人在弘治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都有较大规模的寇边，他们总是来了就抢、抢了就走，明朝则始终采取龟缩不出的守势。
有时候也真不是‘国军不努力，’实在是战马不如人家、骑兵不如人家，追都追不上，还怎么打。
所以历代有为君主，如朱元章、朱棣、朱瞻基都对马政寄以很大的重视。
朱元章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
就是说古时候的国家，问国家富不富，先不是问钱粮，先是问有多少马！
朱瞻基也告戒大臣，叫他们关注马政，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
而按照一般的套路，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明朝的马政在开国之初还是比较好的，永乐驾崩时，能养150万匹战马。但到弘治十二年……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之前毛语文在大同查走私商人时所遇到的‘大同缺马’的背景。
杨一清的奏疏中言明，陕西的养马机构只蓄养了两千多匹战马，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危马……
李东阳在看奏疏的时候则在想：杨一清也是个聪明人，眼下看京中局势、太子所为，他应是料定将来朝廷必会对鞑靼用兵，既然用兵，又怎么会忽略马政？
而他负责督理马政，这就不妙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朝廷要用马，他这个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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