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霸道的思想,对于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来说,都是天籁!
景帝登基后,为了尽快掌控朝政,便任用太子家令晁错为内吏,以抗衡相权;以太子舍人、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作为身体健康的保障(郎中令者,太医之首也);以郅都为中郎将,试图以此插手宫廷宿卫——五官中郎将,掌宫墙卫戎。
借着这番举措,景帝得以从朝堂元勋以及后宫两位太后(太后窦氏、太皇太后薄氏)手中,一点点抠出军政之权,在登基一年内,彻底掌控了政局。
掌权之后,原本的三位亲密心腹中,周仁为宠臣侍官;郅都被外放至济南郡清理地方,景帝手中可堪一用的,就只剩下了晁错,也就是天子刘启的老师。
当被景帝问及‘该如何治理国家,让生民安乐’的时候,晁错心中一直压抑着的理想如脱缰野马般涌现,法家所主张的富国强兵,攘外安内等看法脱口而出。
作为一名精通权、术、势,察言观色及人心的揣测几近巅峰的法家官员,又与景帝共事多年,晁错如何不知,景帝想要远迈其祖的雄心壮志?
遂上书道:内部隐患,来自于诸侯王权力太大;外部威胁,则是匈奴人在长城外虎视眈眈。
所以,应该先削弱诸侯王的权力,稳定内部,再励精图治,与匈奴决战,彻底扫平外部威胁。
这样一来,内忧外患尽消,百姓民安居乐业,各得其乐,天下就将繁荣昌盛!
景帝本就在情感上偏向于法家,听闻要对付诸侯王,又想起那个让自己如鲠在喉的皇叔吴王濞,自是赞成不已。
得到允许的晁错火力全开,一书《削藩策》递上,吹响了景帝对汉室诸侯王的冲锋号。
时任丞相申屠嘉,本就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混乱世代,担心天下再度动荡,便硬着脖子,死不肯在景帝的诏书上用印。
高祖刘邦弥留之际,深感忠臣能吏对国家的重要性,也为了防止子孙不懈,便规定:凡国家大政,须有皇帝明诏方能实行。
与皇帝拍拍屁股就能乱发的圣旨不同,诏书是发布到天下官员手上的政令,类似于后世的红头文件。
哪怕是后世,红头文件除了最高领导人外,还需要国务臣的签字。
同样,在汉时,诏书需要在朝堂之上三读通过,然后丞相赞同并用印,方能正式具备法律效应。
这,便是让封建君王所忌惮的‘相权’的来源:只要丞相不同意,皇帝如果不罢相,理论上就不可能实行任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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