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因此，胡惟庸死后，其营党谋逆之案并没有终结，其后数十年间，朱元璋多次以胡惟庸党案为题大开杀戒。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有人告发李存义（李善长弟弟）与其子李佑，曾同胡惟庸谋逆。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
恰逢此时，还不知收敛的李善长向信国公汤和借来三百士兵准备修宅子，汤和碍于情面借给了他。
可是，在当时调动三百卫兵可是大事，汤和不敢隐瞒，就把这个事给朱元璋说了，朱元璋大怒。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其妻等70余人被杀。
此外，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宋濂的孙子宋慎亦受牵连被杀，宋濂本人贬死四川茂州。
之后，朱元璋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此后，中国皇朝的“丞相”职位彻底消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他是奸是忠，他是最后一个敢向皇帝权威挑战的丞相，胡惟庸被动地改变了中国历史。
而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所以，很多时候政治没有对错之分，只看站队是否正确。
李善长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
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王国用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奏疏之后，并没有做任何批示，可见在朱元璋心中也默认李善长是枉杀的。
综上，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朱元璋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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