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三年秋。
随着朝廷合并官衙、大量裁官减役，冗官冗吏之疾减轻了许多。
而这时，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那就是：武将经商，泛滥成灾。
自皇佑三年初，朝廷便开始打击官员经商之陋习。
严禁任何官员以任何形式经商。
“超三百贯者夺官去职，超一千贯者抄没家产、流一千五百里，超三千贯者，斩之。”
文官们因百日考成法的约束外加百姓监督，基本上已不敢僭越法令，敛财自肥。
但各路军营依旧是重灾区，且越来越隐蔽。
自唐末五代以来。
武将经商逐渐兴盛，且并不违背法令。
究其缘由：宋初，朝廷军费不足，犒劳军士有书文却常无实赏。
宋太宗允许军队“回易生利”，即经商赚钱。
初衷是：贴补军费，以给公用。
范仲淹和狄青在西北时也都从事过回易活动。
然这个缺口打开后。
便有武将开始以“赡军回易”之名，疯狂敛财，中饱私囊，并延展出了诸多回易形式。
有人贩卖粮食、木材、纱、绢、纸、药物等日常用品。
有人走私茶叶、酒水、香料等朝廷专门之物。
有人甚至是专职从商、兼职从军，经营房地产，开茶馆、酒楼、妓馆、放贷，组织士兵纺织、烧炭，借官场买卖货物。
用朝廷的兵、朝廷的车马、朝廷的船，赚自己的钱。
在朝廷严管后，这些武将便将生意放在了他们的僚属、仆从、家人或指定的民间商贾身上。
这导致有些生意无法定性是谁的买卖，难以监管。
若开启全宋境内的细查，那除了做此事，变法之事便难以正常推进。
武将们沉迷做买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崇文重武。
对待武将的态度向来都是：厚其禄而薄其礼。
一名六品武将做梦都想转职成为从八品的文官县令，但没有功名，根本不可能。
正应了那句老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武人无战，仕途又无前景，朝廷文官还处处提防着他们。
故而很多中级将领都将心思放在了做生意敛财上，一心想要做陶朱公。
毫无斗志可言。
这对大宋军伍而言，极伤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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