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自豪！
类似的话别人也说过——劳埃德就曾说过，几个月前应法国方面邀请，劳埃德前往法国首都巴黎。他的使命是同法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协商制定进攻埃及的计划，即以色列先对埃及发起进攻，英法以此为借口介入、调停，最终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从埃及手中夺回。
这一计划是法国政府向英国首相提出的。为了避人耳目，会议在巴黎郊区的塞弗尔秘密举行。
当时作为英国外交大臣的劳埃德接到的指示是：不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换句话来说，他知道也知道这些行径是何等的卑劣，也知道不能留下证据。
但实际上他的廉耻之心也就仅仅只是不留下证据而已。
李国仁大抵上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接连以非正义见面的方式，又与莫洛托夫在餐厅“巧遇”，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
在出卖法国这件事，莫洛托夫远比美国人更热情，甚至还主动表示，愿意说服埃及接受“苏伊士运河的国际共管”。
帝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惺惺相惜的，是愉悦的，沟通起来当然也是非常顺利的。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当然，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如果非要说证据的话，就是莫洛托夫当天发回莫斯科的秘电——“我认为，在法国被西方世界抛弃与出卖之后，法国势必会动摇其在北约以及西方世界的立场，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站在南洋一侧，支持他的密谋！从而促成西方世界的瓦解……”
最后，在他的密电中，还特意提到“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为了彼此的利益，互相出卖仍然是必然的，这也正是苏联赢得这场竞赛的机会，同样也我们打破西方国家封锁的机会！”
不得不说，莫洛托夫虽然从来都没说过几句真话，但他的外交嗅觉绝对极其敏锐的，他敏锐的意识到，这一事件将会在西方国家埋下不信任的影子，而接下来，苏联所需要就是在这个影子中扩大裂痕。
几个小时后，他就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回复，不仅认同了他的看法，而且还有进一步的指示。
次日，会谈再一次开始，李国仁代表南洋表示对苏伊士运河国际共管的支持，但同时也表示，必须尊重埃及主权。
“……因此，我们认为，埃及不仅应该在未来的运河公司中占有一定的股份，而且运河公司缴纳的税金，也应该参照各国通行标准，制定合理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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