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太成功了，不仅得到读者的共鸣，还得到了国内文学评论界的普遍赞赏，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加林》、邱明正《赞巧珍》、唐挚《漫谈中的高加林》、蒋萌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都非常认可《人生》。
在这些评论中肯定的一派认为高加林代表了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他继承了父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又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他有进取精神，为向往的志同道合的爱情做出选择，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年轻人。
有肯定就有批评，批评的一派把高加林视为失败者和悲剧人物，他只顾个人私利、排斥农村生活、没有为伟大事业献身的理想、把爱情当作工具……如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中的高加林》在如何表现革命理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至上等方面批评了高加林这个利己主义者的形象；
这些争论的背后，是旧的话语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碰撞。1949年以来的青年人生观强调克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旧话语体系内，高加林的个人追求使三大差别显现得尤为刺目和难以弥合。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的话语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之下，高加林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对现代文明的向往正符合了先进代替落后的发展逻辑。
随着争论的深入，冷静下来的评论家们开始放弃立场，在作品思想高度和现实挖掘深度上评议路谣的作品，一代青年人的处境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底层青年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出身，在一个差别待遇的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许只有高加林这样的个人奋斗者，才能成功。
《人生》写出了很多人的困境。苦难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但高加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路谣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写作，使无数迷茫的青年人开始觉醒，并受到激励和感染，他们在高加林身上汲取了强者的力量和对于理想的大胆追求。
跟《人生》受到的热烈追捧相比，《恋恋笔记本》同样火了，读者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但在评论家嘴里却并不讨喜。
本来姜玉楼在老一辈作家和评论家眼里就是那种堕落文人，只是在《楚门的世界》发表后，他没有动静，这些人以为他认怂了，便也偃旗息鼓。
结果《恋恋笔记本》发表后，他们怀着极大的恶意阅读后，发现果然如此，这部作品的问题非常大。
首先就是男女主人公了，一个是资本家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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