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仪，不得少缓。先帝遗命，胡至此时才说。言已，即呼内侍扶掖还宫。从哲本是个糊涂虫，三字最配从哲。不管什么可否，便将旨意传饬礼部。侍郎孙如游奋然道：“先帝在日，并未册郑贵妃为后，且今上又非贵妃所出，此事如何行得?”遂上疏力谏道：
自古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故累朝非无抱衾之爱，终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载也。皇贵妃事先帝有年，不闻倡议于生前，而顾遗诏于逝后，岂先帝弥留之际，遂不及致详耶?且王贵妃诞育陛下，岂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尔有待，而欲令不属毛离里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无怨恫也。郑贵妃贤而习礼，处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乐，书之史册，传之后禩，将为盛代典礼之累，且昭先帝之失言，非所为孝也。中庸称达孝为善继善述，义可行，则以遵命为孝，义不可行，则以遵礼为孝，臣不敢奉命！
此疏一上，光宗约略览过，便遣内监赍示郑贵妃。郑贵妃怎肯罢休，还想请光宗重行宣诏，无如光宗病势日重，势难急办，乃令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文升本不是个国医手，无非粗读过几本方书，便自命为知医，诊过帝脉，说是邪热内蕴，应下通利药品，遂将大黄、石膏等类，开入方剂，撮与帝饮；服了下去，顿时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下痢至四十三次，送终妙手。接连数日，害得光宗气息奄奄，支离病榻。原来光宗肆意宣淫，日服**，渐渐的阳涸阴亏，哪禁得杀伐峻剂，再行下去！一泄如注，委顿不堪，都下人士，啧有烦言。都说郑贵妃授意文升，致帝重疾。外家王、郭二戚，且遍谒朝臣，泣愬宫禁危急，郑、李交祟等情。于是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往见郑贵妃兄子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贵妃移宫，并请收还贵妃封后成命。养性不得不从，便入宫禀闻。郑贵妃恐惹大祸，勉强移居慈宁宫，就是册尊贵妃的前旨，亦下诏撤销。寻命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韩爌及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遣使召用叶向高。韩、刘在京，先行入直，给事中杨涟，见阁臣旋进旋退，毫无建白，独抗疏劾崔文升道：
贼臣崔文升，不知医理，岂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于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盅惑，必文升借口以盖其误药之奸，冀掩外廷攻击也。如文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名，文升之肉，其足食乎?臣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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