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主忧臣辱之时，不闻延访贤豪，咨询方略，惟与子世蕃，规图自便，忠谋则多方沮之，谄谀则曲意引之，索贿鬻官，沽恩结客，朝廷赏一人，则曰由我赏之，罚一人，则曰由我罚之，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隐为之地，二也；揽御史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隐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嫉贤妒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贿，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权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明知臣言一出，结怨权奸，必无幸事，但与其纵奸误国，毋宁效死全忠。今日诛嵩以谢天下，明日戮臣以谢嵩，臣虽死无余恨矣。
写至此，读了一遍，又自念道：“夏邦谟恰也可恶，索性连他劾奏。”遂又续写数语，无非是吏部尚书夏邦谟，谄谀黩货，并请治罪等情。次日呈将进去，看官试想！一个锦衣卫经历，居然想参劾大学士及吏部尚书来，任你笔挟龙蛇，口吐烟云，也是没有效力。况世宗方倚重严嵩，哪里还肯容忍?严旨一下，斥他诬衊大臣，榜掠数十，谪佃保安。同时刑部郎中徐学诗，南京御史王宗茂，先后劾嵩，一并得罪。学诗削籍，宗茂贬官。还有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同里同官，俱以劾嵩遭谴，时称为上虞四谏官。此外所有忤嵩各官，都当京察大计时，尽行贬斥，真个是一网打尽，靡有孑遗。
惟仇鸾党附严嵩，愈邀宠眷，适值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事，以营政久弛，疏请整饬，略谓：“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逐渐裁并，额军尚有三十八万余人。今武备积弛，现籍止十四万，尚是虚额支饷，有名无实。近届寇骑深入，搜括各营，只有五六万人，尚且老弱无用，此后有警，将仗何人”等语。何不叫中饱的官吏去?世宗览奏，立命废止团营两官厅，仍复三大营旧制，创设戎政府，命仇鸾为总督，邦瑞为副。鸾既揽兵权，并欲节制边将，因请易置三辅重臣，以大同总兵徐珏驻易州，大同总兵署授徐仁，宣府蓟镇总兵李凤鸣、成勋，亦彼此互易。并选各边兵更番入卫，分隶京营。塞上有警，边将不得征集，必须报明戎政府，酌量调遣云云。世宗一律允准，将原奏发下兵部。王邦瑞以为不可，极力谏阻，仇鸾所请，全是私意，即愚者亦知其非，世宗反深信之，邦瑞虽谏何益?不意反受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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