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上门侵犯，与理不通，虽然挨了几棍，也没有再生事端。自此以后副队长再也没到我家的门口叫喊，但结果也按照队里的规定照办。不下地干活就倒扣工分，以至于那年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人参加集体劳动，所剩工分全年仅分得一百斤小麦的结局。即使这样，母亲也很高兴，说：总归是挣的工分没有倒扣完，不用补贴给生产队了。
那年高考，我姐与我哥不负重望，双双中榜，考取了理想的学校。不久离开了高庄。待多年之后，母亲提及父亲的此次战争，心情甚是安慰，说：值了，现在多少个一百斤小麦也回来了，为着今后日子的幸福，就得拼命争取。那个副队长按辈份我喊他叔，他叫杨生，属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类型，但品性不坏。杨生叔四十岁那年因为喝酒过量，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去世，父母听说后还唏嘘不已，感慨年纪轻轻确实可惜。父亲说：杨生兄弟就是脾气不好，人很仗义，没有心计，闯到我家叫喊也是女会计的主意。母亲说：当时我下地干活，杨生兄弟都是帮助着不让我别落后太多。当年我们家翻盖西房拉土时，杨生兄弟也帮过不少忙呢。
我现在说起这些，并不是要分出是非对错，只是感到那场打闹一点意义也没有，还弄的两家人从此生分了许多。有一个时期，我与队长、女会计都不说话。并且还有种愤恨之感。有规定就按规定办，没规定可以坐下商量，完全没必要堵在人家大门口喊。把本该应有的和气，弄成了敌人一般。不知杨生叔地下有知，是否认同我的观点。
父亲的第三次战争是与近邻金爷家发生的。叫他金爷是辈份的原因，不是年龄有多大。金爷比我父亲还小五岁，他有二个哥哥，都是身强体状的壮实老力。原由是金爷在我家外面的一片空地上，盖起了猪圈，还没给父亲说明。父亲知道后当然不同意，要求必须拆掉。那片区域离金爷家近，离我家远。金爷不占理，又没有办法，只好耐着性子拆掉猪圈，因心存愤恨，拆除时还故意砍断我家的两棵树。父亲前去理论，便让金爷与他的哥哥们围着打了一顿。那天只有我在家，跟着父亲跑出起去，亲眼看着几个人围攻父亲，我无能为力，只是哭。父亲回家就拿了木棒，让母亲硬硬的栏住。最终由村委会出面，金爷给父亲赔礼道歉，并陪付树钱。道歉父亲接受了，但树钱没有要。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多年以后，每逢春节过年，金爷都到我家让父亲书写张贴的对联。年年如此。金爷来了，父亲还好茶、好烟的招待着。我极力反对，父亲却笑而不语。之后，父亲若无其事的对我说：人啊，都是往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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