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对于镇兵的优待大不如前，致使百姓积极性明显下降，富贵多力者皆不愿从军，而官府征发时又缺乏统筹，使得从征军士自办衣粮不足，替换的镇兵不足，这无疑削弱了百济唐军的实力。
是年十二月，倭国朝廷再次下达逐客令，要求郭务悰等人速速离去。《海外国记》载：“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书一函，函上著镇西将军：‘日本镇西筑紫大将军牒在百济国大唐行军总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至，披览来牒，寻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无天子书；唯是总管使，乃为执事牒。牒是私意，唯须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不难看出，这次的文牒与九月份那次内容差不多，但言辞却严厉了不少，显然中大兄皇子已经意识到百济唐军与己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对自己有利的变化，自然态度也随之改变。
王文佐虽然在穿越前并没有阅读过上述那些史书，但他有两点却是远远胜过了历史上的唐军将领们：一、通过舍利子和柳元贞的渠道，他已经获得了倭国抚慰大使的官职，历史上刘仁愿他们那样只能以熊津都督府的名义派出使者，中大兄皇子只需派一个对等文官将其堵在北九州。而王文佐派出的使臣代表大唐天子，中大兄皇子必须让其进京接见，否则就是对大唐不敬。而只要进京之后，各种分化瓦解，拉拢收买的伎俩就用得上了。
其二，由于物部连熊和守君大石在白江口之战中的倒戈行为，进入白江的倭人舰队基本全灭，失去了舰队之后，除去跟随安培比罗夫去援助任存山城的数千人，中大兄皇子派来百济一共四批远征军都被迫向唐军投降。王文佐手中有数万被俘的倭兵以及物部连熊、守君大石等熟悉倭国内情，一心想要打倒中大兄皇子的倭国豪族，对于王文佐倭国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这也是王文佐这么轻易的就答应了定惠和伊吉连博德请求的原因。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把征服倭国作为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大兄皇子赶下台，阻止大和律令制国家的形成。唐代虽然有长安、洛阳东西两都，但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关中地区为核心的帝国，换句话说，唐和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相比，他的政治经济重心是要更靠西北的。加上地理变迁的因素（比如辽泽的存在，辽西走廊通道唐代比现代要狭窄，更容易受海潮侵蚀），河北的独立倾向，唐代在东北方向的最大自然疆界也就是辽东辽南地区、朝鲜半岛北半部。
如果对更遥远的地区进行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军事冒险，即便取得短时间内军事上的胜利，长远来看统治成本也会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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