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另一位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他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不仅物质丰富，而且政治制度优良，简直就是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
他告诉西方人一个重大的事实:“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科举制度在中国近代被很多人诟病，在大众看来，科举凭着一篇八股文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颇为不合理，加上很多有识之士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都是科举的落榜者。
比如大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等，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大才子唐伯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等等，
因此，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愈加怀疑。
不过与之相反，近代西方学者主流观点，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评价很高。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却高度赞赏，他们认为古代中国的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和最科学的。
中西方对科举的评价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
这主要是他们对比的参照系不同。
近代的西方文明，已经总体上超越了东方文明，他们的学者具备了更高的素质和才能，所以他们的眼里，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社会。
那么将中国与欧洲的封建时代和印度的农业时代做对比才公平，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就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打开了平民进入上层社会，并且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这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未出现之前都没有的。
对待东方古国的热爱和学习风波，最后被法国人所引导，成为西方各国的贵族现象，精英们用着东方古国的商品，讨论着东方古国的一切，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标志。
一直到清朝中后期，人们发现这个国度的百姓很麻木和愚昧，并没有前人说的那样好。
加上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高度的自信心，以及对抗法国思想等方式，国内掀起了反对中国先进说属于其中的一种，又清朝对英战争中，别说国与国，甚至远不如美洲土著和非洲部落的对英战绩，令世界不可思议，彻底揭开了真面目，也彻底改变了西方的学术界。
世界是变化的，文明也是变化的。并不是一条直线，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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