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问题已经逐渐从案子转移到了本质上面，即工商业在发展的同时，是否需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是否需要从利润中划拨更多一部分去弥补对社会的亏欠？
作为工商界麾下的报刊，《工商日报》拟文表示，工商固然有大利，可是本身税赋就很高，且利也给了朝廷，也给了国库，如果再单纯提高商税，本质上也是杀鸡取卵，因此这笔账并不能这么轻松地算在工商界上，而是需要朝廷给出一个方略。
至于《清流报》则略显激进的认为，朝廷眼下财政增长虽然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可是这份发展里面本身也包含着许多百姓的心血，他们认为工商业需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双方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或者说大家都明白，整件事最终要收场，恐怕还是需要皇帝的意志。
七月二十七，就在报刊业打着嘴仗的时候，苏州府各大纺织厂门前却汇聚了原本的织工们，这些人有的年龄太大，有的身体太过于瘦弱，他们无声地站在街头，手中拿着长棍短棒，听着里面轰隆隆作响的机器声音，脸上透着些许仇恨之色。
严格来说，这些人都是纺织厂不要的工人，面对着纺织厂的逐步侵蚀，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甚至连薛三那般的蛮横都没有，只能被动地看着这几年土布被机制布彻底赶出市场，也只能看着自己的收入越来越低。
然而，当薛三这件事被彻底闹大之后，他们终于不愿意继续坐视下去，而是选择来到了这些纺织厂的门口，他们虽然手中拿着武器，可是谁也不敢真正往厂里走上一步。
说到底，若非为了活命，谁愿意闹到要杀头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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