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
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金霖的谦让与胡子瑞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
“运命使然”。就像推倒封建帝王前的旧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恪于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那些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不仅因此沾了便宜，而且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
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秦方权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画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嚎啕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
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胡子瑞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
“大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胡子瑞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秦方权的被成功推上泰南社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的另外两人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泰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秦方权这句话，未免把胡子瑞说得太胆怯了”。
他所持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何贞素、丛未长两位均为曼谷市长的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何、丛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泰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秦方权并未就此敛手。
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画画酗酒外最来劲的事情。
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金霖和画选编辑胡子瑞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后秦方权就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炒了鱿鱼，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
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
“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泰南社的内部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
“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半个世纪后泰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等陋习如果想要认一认家门祖宗的话，当年在曼谷寓园泰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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