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理会这些人抱怨，只是随口应付着。
一切取决于实力。谁都不是傻子，这就是现实。士绅对乡村的绝对统治，是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的，只要将土地收归朝廷，就等于将整个士绅集团的统治力连根拔起。而无独有偶，军士的荫户的治理，虽然靠的是武力威慑，也有大半的基础是在朝廷的授田制上。只要在关东推行军士治理荫户，就势必要行授田制。洛阳是进攻关东的桥头堡，自然不可能姑息士绅，然而，将来在整个关东将采取何种政策，还要看护国府中讨价还价的情况。如果实行军士制的话，东征军就会有大批空缺官职和晋升机会，另一方面，征服关东的代价也会成倍增加。
申名琛、林酉等人继续和赵行德推敲着“治权”和“利权”的划分问题。
这两位都是老狐狸，很快便推断出“民为本”的基础虽然是“利权”，也就是百姓“保其身、固其益、逐其利”，但对官府来说，朝廷、州县、乡里之间“治权”的划分更为重要。因为从前官府的“治权”几乎是无限的，一级一级往下压，最后全部压在百姓身上就可以。而现在百姓以“利权”自守，等于一级一级下压的余地骤然消失，上下级之间的“治权”的冲突，立刻就空前紧张起来。不过，对各地士绅来说，这也未必是坏事，甚至可以民利自重。
从学校推举之后，朝廷和州县治权之争来看，两者的力量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前很多事情，州县不能做，朝廷不屑做，而现在，州县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学校推举官员、囤积钱谷、招募团练，而朝对大权也越来越抓得紧，六部、锦檐府都往各地派了耳目和爪牙，对税卡的控制也远过从前。从绝对上来说，朝廷和州县，各自的力量都比从前增强了。
“老夫有生之年，不知看不看得到赵大人这‘民为本’、‘利权’之说写进大礼法。”
月上中天，宴席近了将散的时候，申名琛和林酉一起起身告辞。
已年过五旬，虽然谈性仍浓，神色却已经疲倦了，他站起身告辞是，有些遗憾地对赵行德道。任何一个学说，特别是“民为本”这等和朝政相干的学说，都不是那么轻易实现的。黄舟山年轻的时候提出学校推举之说，被目为离经叛道的另类，甚至有人出首告他谋反，几乎身败名裂，幸好当时党争还没有现在这么激烈。学校推举之说，各地士绅几十年时间才慢慢琢磨到其中的妙处，然而，若不是辽军入寇，朝廷中枢几乎被一网打尽，根本没有机会推行。赵行德的民本之说，将来对天下的震动，未必下于学校推举，虽然他位高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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