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屯垦地位于海边，最大的威胁也来自于海上。除了一些弱小番部外，陆地上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威胁。所以，要保护海外的屯垦地，最关键的是海战获胜。而海战之道，无非是大炮制服小炮，大船制服小船，炮多的制服炮少的。一支上下统一的强大舰队，远远胜过数十支涣散无力的弱小水师。
北疆和河中之所以大行分封，是因为突厥、蔑尔勃、契丹等强大的蛮族威胁，朝廷非分封疆不能拓土，封臣也要依靠朝廷讨伐异族。而西南海上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建立强大海军所需要的财富和人力，已不是一个割据诸侯所能负担，一支实力勉强的水师，巡行附近水域尚可，要开拓万里海疆就远远不足了。这些封臣无法越过茫茫大海，无法像陆上那样自行开疆拓土，近处又没有足以匹敌的对手，久而久之，若不腐朽败坏，自相攻战的话，他们最大的敌人很可能就是夏国朝廷自己。另一方面，若朝廷在西南海大行分封之道，再加上关东和关西，朝中各派的勾心斗角，利益均沾，有限的人口财赋就可能分散在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割据世袭公侯的手中，西南海水师所需的巨额财赋就成了无源之水，久而久之必然衰弱不堪用。
正因如此，赵行德才坚持反对在西南海大行分封之制，而主张以通商和海军为核心，控制西南海，其它一切举措皆以两者便利为准。所以他将重点放在海军、港口和重要航道上，以海军为手段，掌握住重要海域和海道，控制了海上贸易，就控制了各个屯垦地，从海上贸易中建立的庞大商船队和巨额赋税，反过来又可以维系一支强大的海军。因为距离遥远，各地方和岛屿的情形大有不同，治理应多从当地的百姓自便。商会自治也好，廪生推举学政、知县、知州也好，自组团练或军士营队也好，甚至像李邕那样占岛屯垦也好，朝廷只要能源源不断地从贸易中征收赋税，以海军控制各个海域海道，就掌握着主动权。对付各地的反叛、蛮部作乱等等，朝廷也可以利用海道运兵上岸讨伐。
“分封之事，确实后患甚大，”袁兴宗沉吟道，“眼下的局势，当另寻阻止的理由。”
“是啊，”陈重皱眉道，“照海军决胜之说，屯垦地的军士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也不是这绝对。”袁兴宗有些尴尬地笑道，这正是他所担心的，陈重也看出来了，以屯垦地之分散，若行军士管荫户之制，各个屯垦地的军士数量也不可能太多。在没有优势海军的情况下，各个屯垦地的军士聚为大军再与敌决战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敌人若控制着海道，只需以海军运送兵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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