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条件的落后让李治父子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
当李治的新一封奏折摆上李世民的书案时，已经是九月份的事情。
此时的李世民正有些患得患失地等待着他之前放走的那些罪犯如期返回。
因此他只是匆匆看了一眼李治的奏折就将此事放到了一边。
由于被大臣们暗中报复使得这次纵囚的人数达到了将近四百人的规模。
这与他的初衷可是相差甚远的。
李世民之所以想到要放刑部大牢里的死囚回家与亲人告别其实是为了弥补自己之前所犯下的一个错误。
想当初贞观四年的时候全国的死刑犯不过才二十九人。
那时大理寺在戴胄的带领下执法严明且公证。
对待任何一桩案件都是依照律法反复衡量。
因此大理寺在他的带领下很少出现冤假错案。
然而如此好的局面却被他自己的一时冲动给破坏殆尽。
大唐初期的官员中有很多都是通过九品中正制举荐上来的。
这些官员的档案有很多都在多年的动荡中遗失了。
于是有些人就趁着这个机会伪造了一份档案从而侥幸当了官。
李世民得知了这种情况之后就发布命令说：只要那些伪造档案的人能够主动自首他就可以既往不咎。
否则的话一旦将来被查出来那他就会将这些人全都处死。
结果就在贞观四年的时候朝廷通过清查揪出了大量伪造档案的官员。
李世民一看这些人如此不给自己面子当时就怒了。
于是便下令将这些人全部处死。
然而当时的戴胄却站出来坚决反对李世民的做法。
因为按照大唐的律法伪造档案最多只能判流放之刑。
由于李世民一直都在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因此当时他没有正当的理由去反驳戴胄。
到最后他只能捏着鼻子认可了戴胄的判罚。
然而李世民却也因此犯了一些小脾气。
在他看来自己毕竟是皇帝，戴胄拿的也是自己给的俸禄。
他认为戴胄在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明显有些吃里扒外。
于是李世民便在贞观五年的时候短暂地将戴胄升了职。
这样虽然让他进了中枢，却也将他调离了大理寺。
让李世民没想到的是，接任戴胄的张蕴古也和他是同样的脾气。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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