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收入和利润来划线，达到这一目标可以考虑一定期权，超过多少，又可以给予多少期权，但要明确具有国家正式干部身份的人应当排除在外。”
沙正阳的话把自己排除在外，这一点也让黄绍棠和林春鸣很满意，如果制定规则者又是受益者，那肯定难以服众，而且也很容易引起后患，这一点不可不考虑到。
但即便如此，让管理层在以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为主体的企业中占有股份，仍然是一个从未触及到的新问题，甚至在法规政策层面都从未有过，哪怕是黄绍棠一样觉得这一步迈得太大，连沿海地区都还从未有过，在内陆地区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期权模式在国内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黄绍棠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但是国内绝对没有，而像林春鸣、霍连钊等人就连都没听说过了。
“小沙，管理层持股这个模式恐怕不太适合。”林春鸣缓缓摇头，“改革也要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管理层在企业工作，拿了工资，企业效益好，可以以奖金的方式来体现他们的成绩，但持股，这意味着他们和镇村乃至县里一样成为股东，这一步不能迈过。”
霍连钊也插上话：“东方红酒业的性质是集体企业，县酒厂是国营企业，但是本质上两者都属于公有制经济，无论是谁兼并谁，这都属于肉烂了在锅里头，但如果将股权给了管理层个人，那么就变了性质了。”
“那国有职工的个人股权呢？原来东方红酒业职工的个人股权呢？”沙正阳反问：“如果不考虑前者，我估计兼并恐怕就会受到这些职工的抵制，而解决了前者不解决后者，更说不过去，没理由不一视同仁，就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
“小沙，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城乡距离本身就客观存在，而国企职工和乡镇企业职工身份差异也本身就存在，我们无法否认。”黄绍棠也终于说话了，“如果从共同富裕的这个角度来说，让企业职工分享企业带来的红利，并不不可，毕竟这是集体企业，但如何来实现，小沙你有没有考虑过以一种变通的方式来解决呢？”
不愧是南粤出来又在中央部委干过的角色，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目前的气候下，如果谈及在集体性质为主的企业中个人利益如何分配，那太敏感了，尤其是这还是一家兼并了国企的乡镇企业。
企业职工的持股其实是可以探讨商量的，毕竟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也就是说一个如何把虚化的主人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持股是最切合实际的，但是需要解决政策方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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