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利疏其突厥，亲委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军一临，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
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
李世民见到这折表奏，龙心大悦。
将近三年之前，他曾与李药师讨论经略突厥之策。
当时李药师表示须待“机势成熟”，亦即贿间、招慰有成，弓刀悉备，士卒劲勇，地势、天候有利于我军，方是进讨之时。
如今各方面的机势，都已成熟啊！于是大唐皇帝对众臣说道：“颉利欲与我朝和亲，却又声援梁师都，甚至数度寇边。如此背信弃义，实不可取！”
当即任命李药师为代州道行军总管，以张公谨为其副，北伐突厥。
这“代州道行军总管”之任，与先前的“关内道行军大总管”相较，非但低了一个层级，而且权责范围缩减许多。
李药师非常清楚，对于全面与颉利开战，李世民其实并没有多大把握。
毕竟突厥，是与七百余年之前的匈奴一般强盛，常年纵马驰骋的善战民族啊。
遥想汉武帝北伐，前后五十年间，消耗巨资，靡费天下，将国库由极盛带入衰颓，犹不能将匈奴荡平，导致晚年下诏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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