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了很大提高，其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海西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 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
在《隋书•东夷传》中的“倭国条”里就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到了唐高宗年间时，倭国还曾与唐朝在“白江口”海域发生过一场大海战，但却以倭国水师（海军）惨败告终。
倭国从遣隋使开始，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根源是缺乏自信。因为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夏民居中,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而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近日所出”。所以，倭国强烈要求外教上更改国名为“日出之国”，即日本。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在“白江口海战”中，倭国遭遇惨败后，便开始自我反省。
最迟在“倭王”天智八年(西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口海战”中惨遭失败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
所以，在西元668年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政权被唐军攻灭后，日本在西元669年便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要将“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西元670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在《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
有后世的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西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
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该新国号。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很可能与不久前的“白江口海战”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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