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压下去，就是因为多数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明伦堂里此起彼伏，像是潮水一样涨了又落，落了又涨。
而在这股争论的浪潮中，一些原本坚定的士子也开始动摇。
杭州府学里一个平日里以“尊孔”著称的年长士子，一直没有参加那些争论。
他只是坐在角落里，听着那些年轻人们你来我往地争吵着，一直沉默着。
到了六月末的一天夜里，他在自己书房里写了一封信，信的收信人是他远在福建的同窗。
他在信中写道：“孔夫子的道理是好的，但孔家不代表孔夫子。衍圣公府存在了几百年，享受了几百年的尊崇，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那些抱着《论语》跳下去的人，他们不是在反对孔夫子，他们是在反对那个把孔夫子当成护身符的家族。这两者，本就不该混为一谈。”
他把信折好，封上口，第二天一早交给了驿卒。
那封信被放进公文袋里，随着驿马南行的步伐，在一阵尘土飞扬中，和其他信件一起向着远方的道路出发了。
而在更南方的湖广，岳麓书院的生员们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争论。
到了七月初，岳麓书院里已经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声音，它们之间互相激荡着，像是两条方向不同的河流在这个夏天交汇在一起，带着各自的泥沙和奔流，冲击着那些坚固的堤坝。
有人说孔家子弟有错，该罚，但罚得太重了，不该连坐。
立刻有人反驳说那些孔家子弟在曲阜作恶不是一天两天了，是整个家族的系统性作恶，不是一两个败类的问题，是整个家族都有问题。
连坐不是冤枉，是对一个已经腐烂了的家族进行清算。
也有人在讨论那十二个字“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和、平”。
有人说皇帝说得对，孔圣之道就是这十二个字，而孔家一条都没做到。
如果他们一条都没做到，那衍圣公这个爵位当然该废。
也有人反驳说那十二个字太理想化了，天下哪有家族能全部做到？皇帝是在用完美的标准来苛求一个家族。
这种争论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岳麓书院里的争论焦点，也从“该不该废”转到了“废了之后怎么办”。
那场争论是在岳麓书院大成殿前面的空地上进行的，那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树冠遮天蔽日，夏天的时候是生员们纳凉、论学的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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