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再也没能站起来。
另一个村民说，村西有一户人家，闺女被孔府的一个旁支子弟看中了，上门提亲被拒，当天夜里那户人家的房顶就着了火。
幸好发现得早，没有人丧命，但那户人家从此再也不敢在村里待下去了，连夜搬走了。至于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还有一个村民压低声音说：“你们知道'孔春税'吧？说是朝廷加的税，其实是孔府自己收的。前年收了一回，去年又收了一回，今年恐怕还要收。”
“收不上来就搬东西、锁人、牵牲口，什么都能抵税。”
“上个月村东头的老周家交不上，孔府的人把他家闺女带走了，说是'做工抵税'。老周哭了一夜，第二天就病倒了。”
江彬把这些话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记在心里，也记在纸上。
钱宁负责核对人名和细节，确保每一条信息都能追溯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件。他们待了将近十天，把这个村子的底细摸了个七七八八。
然后，他们遇到了老王头。
老王头是村南头的一个孤老头，六十多岁，瘦得像一根干柴，走路的时候左腿拖在地上，像是使不上劲。
他没有地，没有房，住在村外一间用土坯搭的窝棚里，靠着给村里人打短工过活，有时候帮人挑水，有时候帮人看牛，挣几个铜板换口吃的。
江彬第一次见到老王头的时候，他正蹲在窝棚门口，面前放着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
碗里是半碗稀粥，米粒屈指可数，汤水清得像刷锅水。他端着那只碗，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每一勺都喝得极慢，像是在数着米粒的数量。
江彬在他旁边蹲下来，没有急着说话，就那么安静地蹲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问了一句：“老伯，您这腿，是怎么伤的？“
老王头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喝粥，像是没有听到江彬的问话一样。江彬没有催促，就那么安静地等着。
过了很久，老王头终于放下了碗。他没有看江彬，目光落在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声音沙哑而干涩，像是很久没有和人说过话了：“孔家的人打的。”
“为什么？“
“我儿子……”老王头的声音忽然哽住了，他停了好一会儿，才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儿子在孔府的庄田上干活，干了三年，说好的工钱，孔府一直没给。”
“我替他去要工钱，孔府的管事说我'纠缠不休'，让家丁打断了我一条腿。我儿子去理论，也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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