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登基之初，正值新旧皇权交替、朝野人心未定之际。由于多年谨慎自持、心态郁结，加之临朝承重、操劳过度，英宗即位不久便重疾缠身、难以亲理朝政。为稳定初朝大局、镇抚内外百官，曹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总揽军国大政，形成太后临朝、新帝养病的权力过渡格局。
然而皇权过渡期最易滋生宫闱嫌隙。宫中部分宦官素来趋炎附势、搬弄是非，见新帝体弱多病、太后手握全权，便屡次在曹太后身前谗言诋毁、恶意中伤宋英宗，刻意放大君臣礼节的细微瑕疵、歪曲英宗言行本心，不断挑拨两宫关系。久而久之，曹太后对英宗渐生隔阂猜忌、心生不满，而英宗身处深宫、久病体虚、无从自白，亦对太后的猜忌压制倍感委屈。帝后两宫嫌隙日深、母子失和，宫廷关系一度趋于紧张僵硬，成为英宗初年最大的政治隐患。
为避免宫闱失和动摇国本、化解两宫对峙僵局，当朝核心辅政大臣韩琦、欧阳修主动居中斡旋、苦心调解，分别劝谏太后与新帝，以情理大义消融隔阂。
二人面见曹太后时，先肯定其数十年贤德声望：太后侍奉仁宗先帝数十载，端庄仁厚、通达事理、慈爱宽和，朝野皆知、天下共仰，素来为万民敬仰、百官信服。继而委婉规劝：当今新帝久病缠身、体弱多病，言行举止多有不便，本就身心煎熬、处境艰难。太后身为国母、母仪天下，本该体恤包容、慈爱护持，不必与病中天子计较细故，更不应轻信宵小谗言、郁结母子情义。若长久猜忌对立、苛责新帝，难免令朝野议论、后世非议，有损太后一生贤名，落得世俗继母苛待继子的诟病。情理恳切、句句中肯，令曹太后心意渐缓、怒意消解。
随后，韩琦、欧阳修又入宫面谏宋英宗，开导帝王胸襟、劝其恪尽孝道：自古明君无数、贤君辈出，为何唯独上古虞舜被后世尊为至孝典范？并非其余帝王皆不孝，而是寻常家庭父慈子孝、理所固然，不足称道；唯有父母有过而子女依旧恭谨尽孝、无怨无怼、诚心侍奉，方为至孝大德。太后素来贤明宽厚、绝非狭隘之人，此番隔阂皆因宦官挑拨、误会累积。陛下只需坚守本心、恭顺自持、恪尽子道、至诚侍亲，不必计较一时猜忌委屈，日久人心自现、误会自消，太后终必感念孝心、善待陛下。
在宰辅重臣的苦心调和、情理双劝之下，帝后二人纷纷释然释怀、放下芥蒂，两宫矛盾逐步消解、母子关系趋于缓和，宫廷政局重归安稳，为英宗后续亲政铺平道路。
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经过数月休养调理，宋英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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