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梗阻，西域诸国无法通过河西陆路入朝通商、进贡贸易。
在此形势之下，赵炅顺势全面调整国家对外贸易重心，彻底放弃受阻的陆上丝路，全力转向东南******，下诏晓谕西域、南海诸国，令其全部改由海道来华朝贡、通商互市，奠定两宋倚重海运、东南通商、陆衰海盛的贸易格局。
为主动招徕蕃商、提振海外贸易，雍熙四年（987年），太宗特意遴选八名内侍，携带朝廷敕书、金帛礼物，分四路出使南海诸国，主动宣慰海外藩国、招诱蕃舶入宋通商，积极推动中外海上经贸往来，极大促进了宋初海外贸易的繁荣。
五、制度弊端与晚年贸易萧条
太宗朝贸易制度虽构建完备、集权高效、税源丰厚，但其官本位管控、层层盘剥、吏治败坏的先天弊病，最终反噬海外贸易。
由于市舶司体系官员权责繁杂、监察叠加却无人最终负责，加之官榷垄断利益巨大，使得官吏侵渔勒索、贪腐成风成为常态。各级市舶官员常常利用职权刁难蕃商、低价强买外商珍宝货物、层层克扣抽解利税、肆意盘剥海商利润，中饱私囊。
海外蕃商畏惧宋廷官吏贪暴勒索、入市必亏、动辄遭祸，纷纷心生畏惧、避而不来，原本繁盛的南海通商航线日渐冷清。至太宗统治末年，海外贸易颓势凸显，史载**“海舶久不至”**，宋初一度兴盛的海外通商局面，因吏治腐败、官榷苛暴陷入阶段性萧条。
总体而言，宋太宗赵炅完成了宋代对外贸易从草创到建制、从地方分利到中央集权、从陆贸为主到海贸为核心的历史性转型。其创设市舶规制、建立榷易官营体系、分权制衡管控商贸、规范海商秩序、转移丝路重心，为两宋三百年繁荣的海外贸易与庞大市舶税源奠定了制度根基。但严苛的官榷垄断、过度的行政管控、叠加的官吏贪腐，也使其贸易政策利在集权富国、弊在伤商困民，为后世宋代海贸兴废、市舶吏治问题埋下了深刻的历史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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