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转，朝廷不断加重对底层百姓的剥削，各类苛捐杂税层层叠加、名目繁多，远超百姓承受极限。
祸不单行，人祸之外更有天灾肆虐。唐懿宗统治末年，天下水旱灾害连年频发，波及中原、江南等大片疆域。春夏大旱、田地龟裂，秋冬洪涝、淹没良田，连年灾荒导致天下粮食绝收、颗粒无收。底层百姓无粮可食、无家可归，饿殍遍野、流民四起，挣扎在生死边缘，民间疾苦达到极致。
至此，晚唐社会所有弊端集中爆发：政治腐败根深蒂固，宦官专权操控朝纲，藩镇割据分裂国土，朝臣党争内耗国力，四大顽疾交织缠绕，让偌大的唐王朝千疮百孔、大厦将倾，天下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整个社会彻底陷入动荡崩溃的绝境，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已然势不可挡。
底层百姓走投无路，只能揭竿而起，反抗腐朽的唐王朝统治，唐末农民起义的浪潮自此拉开序幕。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率先在浙东地区聚众起事，打响了唐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枪，震动东南半壁江山。虽然这场起义最终被朝廷调集兵力镇压，却彻底撕开了晚唐王朝外强中干的假象，动摇了朝廷在地方的统治根基。
仅仅九年之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率领戍边驻军发动大规模起义，史称“庞勋起义”。相较于裘甫民变，此次起义规模更大、战斗力更强，义军转战南北、声势浩大，沉重打击了唐朝的驻军体系与地方统治。
这两次早期变乱虽未直接推翻唐王朝，均被官军快速镇压，却彻底击碎了大唐的统治权威，正式揭开了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序幕，为后续黄巢大起义积累了反抗经验、奠定了群众基础，已然为摇摇欲坠的唐王朝敲响了覆灭的丧钟。
正因如此，北宋史学家宋祁在编撰《新唐书》时，精准总结晚唐覆灭的历史教训，留下千古定论：“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大唐看似覆灭于黄巢起义的滔天巨浪，但其灭亡的祸根，早已在桂州庞勋起义之时，便已深深埋下。
自唐懿宗末年至唐僖宗乾符初年，大唐天下灾荒连年、天灾频仍，神州大地哀鸿遍野，其中黄河以南广大中原、关东、关中区域受灾最为酷烈，连年歉收，民生彻底崩盘。
咸通十四年（873年），大唐腹地接连遭遇极端灾害。关中腹地爆发特大旱灾，数月无雨、赤地千里，河道干涸、草木枯死，赖以生存的农田尽数龟裂荒芜；与此同时，山东全境爆发特大蝗灾，漫天蝗虫遮天蔽日、过境食尽青苗，田亩颗粒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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